俄乌之间的战火，正在熊熊燃烧。然而，很少人知道，俄乌之间还正在进行着另一场“无声”的战争——这是一场有关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历史纠葛，关于谁是基辅罗斯的真正继承者，关系俄乌民族认同的重大争论和斗争。
对于这场思想战争，社会大众知之甚少。本文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观点、争论的大致情况，做一简要介绍。其中争论的焦点，虽属于普及性质，但在业外读者看来，涉及外国古代史的专门知识，就显得枯燥一些。不过，要了解目前俄乌战争的根源，更深远的起因，又不得不涉入这些艰涩枯燥的文字和生疏名称之中。
谁是基辅罗斯遗产的真正继承者？
对于公元10-11世纪基辅罗斯遗产的所有权问题，是俄乌目前争执、纠纷、仇恨，以至大动干戈，发生毁灭性战争的起点和根子。用民间通俗的说法，这正像兄弟分家，是一场争嫡庶、辨亲疏，分清亲子养子名分，直至似乎是要弄清是否有外来人骗取遗产的一场争论、争执和重大纠纷。
因为现实国际地缘政治问题，同这一历史纠葛、思想伦理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前一问题已经把后一问题引导、激化到相当尖锐、激烈的地步，在有些地方已经偏离了历史问题这一探索学术真理的方向，把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引向了偏激和极端。鉴于此，我们首先应从影响民众最广、引起人们争执最大的问题说起。
在俄罗斯，传播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俄罗斯并没有“入侵”乌克兰，只不过是要“拿回领土”，意思当然很明白，这领土似乎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
这种说法有历史的渊源。按俄罗斯人提供的资料，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后半叶。1654年，乌克兰哥萨克首领赫梅利尼茨基在反抗波兰斗争中，以暂时策略性的“臣服”“归并”为条件，曾向沙俄求援。沙俄帮助这位哥萨克首领打败波兰之后，北方的俄罗斯人就蜂拥进入了原在波兰统治下、被解放了的乌克兰领土。在这期间，是这些北方人送给了乌克兰人一个名号——“小俄罗斯人”。何谓“小俄罗斯”？据说，这并不是蔑称，只不过是“小小俄罗斯”，弦外之音，是谓俄罗斯的“一部分”。大约又过了100年，即18世纪中期以后，沙俄政府又进了一步，设立了一个叫“小俄罗斯部”的部门，来管理“小俄罗斯省”。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史实，就是在三次瓜分波兰（1772、1793、1795）当中，以前被波兰侵占的乌克兰，也被正式纳入沙俄版图之中。正是在这个当口上，1792年为纪念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发行了一种纪念币，在铸币上赫然镌刻着:“我拿回了曾经失去的。”（保罗·库比塞克著、颜震译：《乌克兰史》）这是以女皇的口吻说出来的，语义多么机巧，手段又何其高明！
这一连串的事实，都贯穿着从17世纪后半期至今的一种观念——乌克兰早已属于俄罗斯了，一度曾经失去，现在不过是“拿回”罢了。其实从后面的资料中，读者将会看到，在真实的史书中是找不到这一史实的。
然而，俄罗斯从普通民众到高层政治和知识精英，许多人却都坚持着这一历史观念。
我们的重点，就是要看看俄罗斯史学界是如何从历史上界说、解释这一史观的。
在2021年12月27日，俄罗斯“历史星期一”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什么乌克兰对基辅罗斯没有任何继承权？》。
该文开明宗义就说：“鞑靼蒙古入侵并夺取罗斯南方土地以后，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就在世界地图上消失，变成了波兰的一个行省。而基辅整整400年完全躺在一片废墟上，以哥萨克为代表的迁入的乌克兰人，就完全不再需要它了。只是当俄罗斯人从北方回到这片土地时起，它才开始复兴。但它已经同基辅罗斯不可能有关联了。从那个时候起，无论作为国家，还是作为这座城市本身的基辅，古罗斯国家实际上就没有什么遗留了。”
因此，该文结论说：“现代乌克兰对基辅罗斯没有任何继承权。自这个国家从14世纪同立陶宛，后来又和波兰最后合并之后，它不仅失去了自古以来的名称，而且也失去了土地上的居民。用粗话说，在现代乌克兰的领土上，剩下的只是它同基辅罗斯相关联的一个因素，就是基辅城，而且，基辅也不是这座城市本身，而仅仅是它的一个名称。”
显而易见，该文认为，从14世纪起到基辅罗斯这片土地上来的，是“迁入的以哥萨克为代表的乌克兰人”，他们都是外来者。只是到18世纪，北方的俄罗斯人才“从北方回到这片土地上”，复兴了它，又建起大桥，竖起高楼，让这里生机勃勃，繁荣了起来。
这种观点，更极端的说法，甚至完全否定基辅罗斯的存在，认为“这个叫做基辅罗斯的国家，从来没有存在过，它是最近时期才被那些现在被通称为‘靠沙发的’历史学家，想出来的”。[1]
按照乌克兰人的说法，俄国沙皇篡改历史的算计，可追溯得更早。乌克兰人说，俄国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为赢得伟大强盛的未来，就得塑造“伟大”“光荣”的过去。俄国沙皇早在伊凡四世（雷帝）时代（1533—1684），就开始了这一“塑造”的工作。而要“塑造荣光”的过去，对他们来说，就必须紧紧抓住古罗斯“历史”这一辉煌的往昔。
在现今乌克兰，针对基辅罗斯遗产的继承权问题，史学界提出了自己民族认同的历史观，这同俄罗斯官方史学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
首先，乌克兰史学家对基辅罗斯遗传下来的莫斯科王冠，对其来源，即其真伪问题提出了异议。
按照莫斯科沙皇的说法，代表历代权力传承象征的这顶王冠，似乎是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外公——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九世，赠送给他这个基辅大公外孙的。这顶王冠一向被认为是拜占庭把权力转交给基辅罗斯的象征。按照俄罗斯传统的说法，长臂尤里是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第六个儿子，他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这顶王冠，不仅是莫斯科国家统治者对基辅大公王位继承权的“证明”，而且是过去拜占庭皇帝的遗物，因此，其含义和象征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然而奇怪的是，这顶王冠的样式却是穆斯林的那种，是一顶镶嵌黄金的布哈拉绣花小圆帽。据说，它还确实是乌兹别克汗在1319-1340年期间送给莫斯科大公伊凡·卡里达（1325-341）的赠物。
这顶王冠，公认是与金帐汗国有关的东方头饰。维基百科对它的介绍是：“冠帽是中世纪亚洲的头饰。不排除这种莫斯科君主继承权的权标，是乌兹别克汗给长臂尤里或者伊凡·卡里达的赠品，是用来表示对他们庇护的。在史学家中，传播着这样的看法，这顶王冠是莫斯科公国与金帐汗国联合的圣器，是14世纪初莫斯科公国政治起飞的保障。”
史学研究认为，只有为大汗尽忠职守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赠品。莫斯科国家珍藏这件圣器表明，这是金帐汗国大汗对莫斯科大公的奖赏。然而就是这顶王冠，却被当成了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九世赠送给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权标，从1547年俄国第一个沙皇伊凡雷帝到17世纪所有的沙皇，一直用它作加冕典礼专用的头饰。
乌克兰史学家追溯王冠的这一来源，是为清楚说明，莫斯科国家并不是来自基辅罗斯，而是同金帐汗国有密切的继承关系。现在这顶王冠就陈列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内，其官方网站上是这样介绍王冠来源和尺码的：“东方，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金银，宝石，珍珠，毛皮；金银丝蟠花首饰，压模花纹，雕纹；高186厘米，周长61厘米。”
上述对王冠的介绍，同有关来源于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九世，为赠送给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说法，完全相悖。
与此同时，乌克兰史学家也列出了乌克兰来自基辅罗斯的史实，证明只有乌克兰才拥有对基辅罗斯的直接继承权。现代的西乌克兰地区，在古代是加利奇—沃伦公国，作为从基辅罗斯分出的一部分，它才是基辅罗斯历史的直接继承者，而不是像俄罗斯史学家所说的，为莫斯科公国。在乌克兰史学家看来，加利奇—沃伦公国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尽管那时还要为金帐汗国纳贡。加利奇大公拥有来自罗马教皇的“罗斯国王”封号。而同一时期，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即未来莫斯科公国，还被包括在芬兰—乌戈尔人的疆域内。在那时的基辅看来，它还不过是一块遥远的边陲之地。在鞑靼蒙古的援助下，莫斯科公国虽使尽全力追赶，但也仍没有改变其历史的经纬。
在乌克兰的史学理论中，现今的乌克兰国家为“乌克兰—罗斯”。这一历史观念和理论，是来自最著名的乌克兰历史学家、乌克兰现代史上第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1917-1920年乌克兰共和国首脑米哈依尔·格鲁舍夫斯基的研究结论。这位史学家认为，基辅罗斯的继承者并不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在这块疆域上后来出现了莫斯科公国，该公国侵吞了它），而是在现今乌克兰西边的加利奇—沃伦公国。它在基辅罗斯解体之后还存续了很久。从格鲁舍夫斯基起，开始把“乌克兰—罗斯”一语引申为一个广泛的用语。
据乌克兰史学家所说，他们拥有古代编年史和9到10 世纪阿拉伯等外国作家的文献。他们可引以证明，古代所说的“罗斯”，就是指基辅或者基辅罗斯，并不存在第二个罗斯。他们还在网站上说，罗斯这一名称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所指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瑞典人，并不是斯拉夫人。
上述俄乌双方有关基辅罗斯继承权的争论，更进一步，牵涉到两个民族产生形成的历史。
俄乌在双方民族产生形成史观上，截然对立
俄乌双方，对他们各自和对方在历史上最初同基辅罗斯的渊源关系，相互并不都是根本否认的：乌方承认，基辅大公莫诺马赫的第六个儿子——长臂尤里，后来做了苏兹达里公国（后来的莫斯科公国）的大公，而当时的“莫科谢利”（后来发展为莫斯科公国）就是在苏兹达里公国里发展起来的。同样，俄方也承认，加利奇-沃伦公国是从基辅罗斯分裂出来的公国之一，这个公国就位于如今西部乌克兰的土地上。这就是说，他们双方都不能否认这个古代历史上的史实:双方土地上的先辈，最早都同基辅罗斯具有历史渊源关系。
问题发生在对后来史实的认定上。俄方认为，无论古代基辅罗斯（如今的乌克兰境），还是当时北方罗斯或东北罗斯（现在的俄罗斯），都遭到鞑靼蒙古的大屠杀，甚至北方被杀人口达80%。而填补基辅罗斯人口空缺的是喀尔巴阡山一带的外来者和日后的哥萨克，即现在的乌克兰人；而补充东北罗斯人口的，则是从基辅罗斯一带逃亡过来的移民。这就导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后来的莫斯科国家、俄罗斯帝国的东斯拉夫人才是基辅罗斯的合法继承者；而乌克兰人则是应该排除在继承者之外的外来人。
乌克兰一方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原本与基辅罗斯有渊源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基辅大公）的孙子，即长臂尤里的儿子——信神的安德烈（Андрей Боголюбский，1157-1174）在1169年攻下基辅，对它肆意破坏，还进行了大肆抢劫和杀戮，是北方罗斯第一次割断了同基辅罗斯的血脉情谊。这是俄乌两民族结怨的最早记载。后来1240年鞑靼蒙古攻破基辅，再行大杀大抢，进行屠城。结果，基辅罗斯破败，居民四散。乌克兰学者驳斥了居民“北移”说。他们认为，如果发生移民的话，也是有部分人向西，移民到了西乌克兰地区和喀尔巴阡山区一带，他们没有理由千里迢迢，要越过沼泽、丛林和河流，千辛万苦，到苦寒的北方甚至东北罗斯去。
现在的乌克兰人认为，古代在基辅西边的加利奇—沃伦公国，才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在基辅罗斯衰败、灭亡之后，这个公国还存续了很久。那时莫斯科公国还不存在，经过好多年的中间过渡阶段（经过“莫科谢尔”、弗拉基米尔公国、罗斯托夫-苏兹达里公国、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和鞑靼蒙古统治早期），在1277年才出现了莫斯科公国，所以，这个公国不可能是基辅罗斯的直接继承者。
1237年，鞑靼蒙古侵入苏兹达里。只有那些跪下低头亲吻大汗靴子，愿做大汗臣民的人才能活命；谁不服从就杀掉。弗拉基米尔大公尤里和雅罗斯拉夫·弗塞沃洛多维奇臣服于拔都大汗。这样，“莫科谢利”（未来的莫斯科）的土地就成了金帐汗帝国的一部分，它的军队也编入帝国军队。于是，在罗斯托夫-苏兹达里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大汗的政权。
当地王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的8岁儿子亚历山大，被送给拔都作人质。亚历山大1238 年到 1252 年在金帐汗国做人质期间，同拔都儿子饮血为盟，拜了把兄弟，还娶了拔都女儿为妻。他于1252-1263年就位弗拉季米尔大公，吸取了金帐汗国的全部风习和制度，成为鞑靼蒙古的忠实仆从。
实际上，当地大公的权力很小，实际大权都掌握在鞑靼蒙古人手里。一等掌权者叫大八思哈，由拔都委任，二等叫分封八思哈。他们是全权统治者，当地的大公是完全服从于他们的。
乌克兰史学家认为，俄罗斯官方史学家在这里有几处说了谎话：一、当时存在的并不是莫斯科公国，而是苏兹达里公国（在弗拉基米尔公国之后），莫斯科公国是后来才出现的（1277年）；二、当时的苏兹达里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依附于金帐汗国的。三、莫斯科并不是1147年由长臂尤里建立的城市，而是在125年后的1272年，它是作为居民点才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一年在进行第三次户口调查中才提到莫斯科。[2]前两次户口调查（分别是在1237-1238年和1254-1259）中都没提到这个名字。[3]
莫斯科作为公国出现在1277年，是遵照鞑靼蒙古汗门古-季穆尔（Менгу-Тимур）的命令建立的一个仆从国。第一位莫斯科大公是达尼尔（1277-1303，这位大公是亚历山大即涅夫斯基的小儿子，也是长臂尤里的孙子——笔者）。1319年，乌兹别克汗把自己的兄弟库尔汉（Кулхан）封为莫斯科王公，从1328年起，又封为莫斯科大公。这样，从1328年起，留里克王朝就改名换姓，成了金帐汗国的莫斯科仆从国成吉思汗后裔的王朝。一直持续到1598年，莫斯科公国才中断了成吉思汗家族谱系的王朝。也就是说，莫斯科公国由纯碎的成吉思汗后裔统治，长达270年。[4]
1613年建立的诺曼诺夫新王朝，开始了俄罗斯帝国时期。它忠实地保存了古旧传统，发誓忠于成吉思汗后裔的旧王朝。‎
因此，乌克兰史学家的结论是：“莫斯科公国是成吉思汗后裔金帐汗国的直接继承者，鞑靼蒙古人事实上是莫斯科公国的“教父”，莫斯科公国同基辅罗斯公国的土地没有任何关系。”[5]
这就完全驳斥了莫斯科公国是基辅罗继承者的说法。
乌克兰人看待历史，抱着一种悲情的历史观。他们认为，乌克兰人在建立国家时，应该重新研究、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并在真实、可靠史实的基础上加以厘清。因为乌克兰人多少世纪间是在入侵者的政权压迫之下，事实上被剥夺了影响民族意识形成和历史发展的机会，因此，乌克兰被别人书写成的历史，首先是有利于侵略者的。[6]
但是，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对俄罗斯土地上14世纪居民点考古调查表明，这是通常说的新形成层，不包含先前时代的考古层。这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有两个新城市的名称（如Вышгород, Звенигород）还指明，它们同是来自罗斯南方的移民。“但不仅是名称可证明是来自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移民，莫斯科地区一个叫奥斯托任卡的居民点，就是作为基辅外来人居民点开始在14世纪出现的。”[7]
同是在14世纪，基辅有一位高官罗季翁·涅斯捷罗维奇和他的儿子及随从，共1700人来到伊凡·卡利特手下供职（据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莫斯科大公曾拨出地皮给罗季翁·利亚布茨的人居住和耕种使用。[8]
据此，俄学者认为，这是来自基辅罗斯移民在14世纪填补了这一人口空白的证据。这就使莫斯科公国的城市一座座竖立了起来，有了强大国力。这些移民在17世纪又随俄军以胜利者身份回到南方，复兴了乌克兰的土地。
他们认为，俄国人17世纪中期到来之前，什么人管理、统治基辅，即过去基辅罗斯的土地？是立陶宛盖特曼和波兰省长。而盖特曼来自德国，与罗斯没有关系。什么人住在这块土地上？哥萨克。哥萨克是什么人？它不是民族，是以地域特征结合起来的一个社会阶层。[9]
然而，乌克兰学者却提供证据说，田野考古资料证明，到12世纪前，在莫科谢利（初期莫斯科的名称）的土地上只有芬兰部族在居住。这为А. С. 乌瓦罗夫的考古发掘所确认。[10]东北罗斯一带埋藏的人类头盖骨表明，是芬兰部族，并不是斯拉夫人。[11]这一论据，似乎又挖了莫斯科公国的祖坟。
俄罗斯方面也以类似的理由宣称，现在乌克兰土地上的考古遗存，也不是基辅罗斯人类学类型。他们说：“专家指出，当今乌克兰的人类学类型没有一种是同古罗斯人类学类型相符的。此外，蒙古入侵前和蒙古入侵后基辅土地上的考古文化遗存没有任何继承性。这表明，它们是属于不同的载体。”[12]
这样，他们又相互否定，认定对方同基辅罗斯的原住民没有关联。
有关俄乌史料的辨析
这里，主要应当辨析以下问题：
一、不可将民族起源的学术问题，同现实地缘政治、国家当前领土疆界问题混为一谈。
民族起源，古代国土疆域，那是上千年、几百年前历史上的陈年往事。经过长久岁月的流失、沉淀，战争的动荡，由部族到民族，从一国到另一国，族别国别名称、领土疆界，往往是变动不居的。这些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禁区。求知无限界，研究无禁区。凡是知识领域都应当探索。但学术归学术，现实政治归现实政治。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就会产生莫大问题。特别是把学术和历史上的国别疆界，同当前国际地缘政治问题混在一起，就会大乱特乱起来。
试想，如果各个国家，特别是邻国，都把历史上的陈年老账都一一扯出来，进而再放大；甚至把一国之内，各个地域（省、县、区）之间的老旧问题统统拿出来，这世界将是什么状况？那将世界大乱，国家大乱！所以，《联合国宪章》确保的是二次世界后各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一个法定的界限，不能逾越的历史时间的界线。这应是当代世界分清是非的一条国际法准则。
各种学术问题、历史问题都可以探索、研究，但不能触碰上述底线。更不能将两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淆起来。
二、在学术上，应仔细分辨基辅罗斯移民的去向问题
从上面可以看出，俄乌两国官方史学家就基辅罗斯移民去向问题，是主要争执的焦点之一：对莫斯科国家的居民来源，俄学者持基辅罗斯居民“北移”说；乌克兰学者则持芬兰部族“南移”说；对现代乌克兰人来源何处，俄罗斯官方学者持西来喀尔巴阡山区移民和哥萨克“结合”说；乌学者则坚持加利奇—沃伦公国说。
对于这种分歧，其实从大历史观出发，可以古代欧洲，从乌克兰的自然环境和古代居民的生产工具情况，对基辅罗斯居民是否“北移”和移民到何处，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乌克兰南部是广袤的草原地带，向北是草原到森林的过渡带，再靠北，是乌克兰北部的森林带。在古代生产工具落后，特别是用木犁耕种的时代，出乎人们一般认识的是，林区比草原地带更容易开垦，更适宜于耕植农业。这是因为草皮在离地表的地方，盘根错节，十分牢固，木犁很难开掘。而相比之下，林带的树木之间，不长草，土地松软，容易开垦和种植。[13]如果说靠近南方的人北迁，也只是北迁到乌克兰北部一带的林区，也不会远迁到更北方的苦寒地区去。所以，有关来自基辅罗斯的移民填补了东北罗斯居民空缺的说法，似乎是不太靠谱的。特别用全球史观奠基人、著名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上述论据观察，就显得相当勉强。
况且，东北罗斯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大公安德烈曾攻打基辅，大肆屠杀过那里，基辅罗斯的移民也不可能前往这块不友好的、有过父祖辈血仇地方。
三、俄乌这场思想之战，双方可以找到共同之源，这就是古代以基辅为中心的这块发祥地。虽然他们相互对各自后来移民的走向发生歧义，但这是通过消除偏激、极端，用世界各民族共同发展道路的规律，可以讲通言和的。
俄方指斥乌克兰一个时期曾向立陶宛、波兰“投靠”“联合”，“丢失传统”，“失修”基辅。如果遍览世界民族发展的历史，有多少民族没有走过这条道路呢？这是不可避免的，弱小民族和国家在面临四周强鄰情况下，谁能躲过此路呢？俄罗斯在苏兹达里和莫斯科公国时期，一度不是也同鞑靼蒙古妥协，与金帐汗国签订城下之盟了吗？在世界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是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既有和平友好、互派使者的交往，又有被迫联姻，以公主相许的和亲来往；既有扣押人质之举，又有以兵戎相见，失败者割地赔款的举动，等等，不一而足。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民族大小不同，国力强弱有别，但在各自历史上都曾经历过上述的一些交往方式，不应相互鄙薄、指斥。俄乌不过是在分别与鞑靼蒙古、金帐汗国和立陶宛、波兰的交往中，走上了不同历史方向，甚至不同文明而已。况且，当权民族与失权民族，国力强大民族与贫弱民族，在对待古代遗产的措施上，是无法不存在差异的。不能把对被破坏宗教建筑设施的一时失修，叫做“丢弃”或“背弃”传统。
另外，世界各国各民族是有差别的，应容许这种差别的存在，不能让别人都走自己一样的路。只要放眼世界的历史，正视真实的历史，不囿于成见，跟上现代世界的步伐，和解、和平是会到来的。
真正的历史学家，是社会的良知，不是为眼前谋利的投机者。我相信，俄乌两国的历史家，理性者居多，良知者居多，最终，他们会找到真理，化干戈为玉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