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帝尧时代，曾发生大规模洪水，天下百姓饱受洪水肆虐之苦。据《尚书·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尧派鲧去治水，鲧却盗取尧的息壤试图堵住洪水，因为没有听从帝尧的命令被祝融诛杀。后来，尧又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采用疏导的思路去治理洪水，成效显著，为天下百姓所称赞。
关于这个故事，《山海经》中有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可以看到，禹不仅仅治理好了洪水，还将天下划分为九州，为百姓建立起了地理上的认知。《尚书·禹贡》中写道：“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从“大禹治水”的故事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到，治水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是一种应对自然灾害的行为，更是一种政治行为。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统治者对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水灾害的防护与治理相当重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百姓生计，也关系到政局的稳定。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末代封建王朝。1671年，清朝著名大臣慕天颜在呈送给皇帝的奏折中言明：“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便是极好的例证。
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区》中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总有些地区相较于另一地区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以这一地区为杠杆，统治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其他地区的资源，维护王朝的安定与统一，这些地区便被称为“基本经济区”。借助这一概念，我们能更细致地观察历代王朝兴衰。序言中写道：“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可以用来阐述中国历史上的每个基本问题，它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地方与区域特征。”全书一共分为七章，围绕“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分别回答了不同的问题，观点深刻、资料翔实，非常值得一读，下文选取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一、征税：“基本经济区”的出现
无论战时还是和平年代，国库是否充盈总是头等大事。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统治者很难应对国内的诸多事务。然而，古代交通不便，中央政府对各地控制能力并不完全相同，要想从每个省份征收相同的税收，既困难也不实际。所以，中央政府只能通过牢牢控制几个地区，依靠这些地区的税收来维持中央政府的实力，进而约束其他地区，“基本经济区”也正是在征税这一目的下诞生的。
由于古代税收的形式主要是实物，大部分是粮食,从地方征收的这些粮食通过水路运送京城，这种方式被称为“漕运”，这些粮食也被称为“漕粮”。书中介绍了“漕粮”的作用：“漕粮是皇族、中央官僚和卫戍部队的主要粮食来源……漕粮也是必要储备积累的来源，尤其是用于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或者说供给一支集结起来的庞大军队，在预防无效时镇压叛乱，或者跟入侵的外国军队进行战争。”漕粮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地方政府需要征收“漕粮”完成政绩考核，中央政府需要用它维持帝国的运转，某些自封的首领也需要靠它建立独立王国，倘若有哪个“山大王”控制的经济区实力逐渐可以与中央抗衡，帝国就会走向分裂。因此可以说，王朝统一或者分裂，经济基础是对“基本经济区”的控制是否牢固，这也是作者希望提供给读者理解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史的一个视角。三国时期是国家分裂的典型，以此为例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观点。《河渠纪闻》有记载：“黄初（221—226年）以后迄晋（265—420年），当时能臣皆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
二、兴修水利：“基本经济区”的维持
要想有丰盈的粮食，农田必须要便于灌溉。因此，兴修水利工程便成为了维持“基本经济区”持续稳定产出的重要条件。各方势力的竞争，也常常通过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得以体现。
诗经有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大概是对中国最早灌溉事件的记载。从灌溉沟渠发展到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还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土地制度的变革，准确的说是井田制的崩溃。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需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而井田制将众多的劳动力束缚在一块块井田中，不利于解放生产力。
首先捕捉到土地制度变革、可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增加后给国家带来好处的，是统治集团。尤其是在封建割据时期，各国之间冲突不断，几乎各国统治者都迅速意识到了兴建水利工程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书中引用了汉代著名水利专家贾让的话凸显统治集团的这一意识：“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园。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土壤、降雨等因素的差异，全国范围内不同区域的治水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这使得利用水利工程作为斗争武器的形式有所差异，为“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埋下了伏笔。书中第二章对南北差异做出了概括，作者写到：“治水问题，在中国南方与北方，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控制水量与增肥土壤两方面的问题。在南方，不是排洪沟渠携带淤泥增肥农田的问题，而是排除多余积水、利用排干水的沼泽湖床耕种（主要种植水稻）的问题。”所以，若一个地区常年干旱或土壤不佳，那么统治者将这一地区作为“基本经济区”的成本就会升高，久而久之便会力不从心，被人取代的命运也就难以避免了。
作者通过搜集历朝历代的相关数据对比发现，自唐代开始，南方修建的水利工程数量开始超过北方，说明唐代是一个分界点。唐代以后，“基本经济区”迁移的大幕便缓缓拉开。
三、改朝换代：“基本经济区”的迁移
要想知道“基本经济区”如何迁移，有必要先对中国的区域地理有所了解。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特色鲜明。比如四川、云贵为山脉环绕，易守难攻，常常能在乱世中独善其身；两广地区水路畅通、贸易发达，文化生活自成体系；山西资源薄弱但防御能力强、东南沿海则是资源丰富但防御能力薄弱。各区域特征差异显著，仅研究某个地区的特征未免有些以偏概全。好在古代中国经济形式主要是农业，农业发达的地方一般距离水源比较近。按水源划分，全国的区域一南一北可分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正是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的过程。 
黄河流域作为“基本经济区”主要是在秦汉时期。作者引用《史记》中《河渠书》的故事来说明秦代如何通过兴修水利工程增强实力一统天下，使陕西中部成为“基本经济区”。故事是这样的，秦韩交恶，韩国认为秦国新贵热衷创新，于是有人献计诱骗秦国大兴土木，开山凿路修建大规模水利工程，以期让秦劳民伤财、疲于征伐。秦国果然中计，征集民工修建灌溉工程。但最后的结果却让韩国大感意外，秦国凭借这套公共水利设施，调配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最后灭了韩国。正如书中评论：“但是，这个庞大的灌溉系统一旦建成，就会像人体内的血管一样遍布秦国领土（今陕西省），让秦国粮食满仓。”
秦灭汉兴。汉朝建立之后将关中地区作为“基本经济区”。刘邦打败项羽夺取天下，得益于萧何对关中地区的管理。太史公司马迁也对关中的地位有过评论：“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到汉武帝继位时，朝野上下都认识到了建设大型公共水利设施，维持“基本经济区”的重要性。汉武帝在位期间，为了集中调运漕粮和维护国内外安定，修建了许多渠道。武帝之后，国家财政匮乏，忽略了对关中灌溉设施的修缮，西汉也逐渐走向衰落。王莽篡汉之后，定都洛阳而非长安，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地位开始上升，表明“基本经济区”也在移动。
 两晋南北朝时间，由于北方常年战乱，大量人口南迁，长江流域的地位开始崛起。受制于政治惰性，历代王朝还是将都城设立在北方，隋炀帝为了加强对南北的控制，修建了大运河，这进一步提升了南方的经济地位。唐代，南方的经济地位赶超了北方，但并未放弃对北方的建设。唐末五代，战乱频频、民生凋敝，北方开始遭到忽视。
北宋建立之后，经济中心转移明显，对南方发展的重视超过北方。书中通过比较宋代，南北方修建水利工程的数量说明这一点。北宋在江苏、浙江修建的数量分别是43、86，同期在陕西、河南的数量仅位为17、7。南宋时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江苏、浙江修建数量为74、185，同期陕西、河南的数量仅为4和2。
元明清统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元、清都是兴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对南方的富足抱有深深的恐惧。明太祖朱元璋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在长江流域，明成祖出于政治原因又把首都前往北方，这也导致了政治基地与经济基地的分离。在这一背景之下，元代统治者主要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漕运制度，修建了元运河，试图将直隶省份变为第二个“江南”。明清则是在元运河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不过，重点依然是放在南方。以清朝为例，作者谈到：“清朝治水活动的记录也很出色。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和乾隆（1736—1795年）年间，都对灌溉和防洪工程给予了很大关注。这三个时期的治水活动，大都多集中在主要漕粮供应地长江流域，但是却忽视了北方的省份。”
长江流域最有名的城市莫过于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直至清末，南京依然是长江流域的经济主导城市。可以从书中引用的一位支持太平天国的文人著作中看出：“湖北、河南、金陵（南京），皆为天下（中国）之中，然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势崇隆，民情富厚，且天下粮食尽出于南方，如江西、安庆等省顺流而下，运粮亦甚便易。至浙江、江苏，其地更近，尤为迅速。若东西南北，万邦皆来附，为适中之地，宜建天京者也。”清末之后，中国遭受入侵，封闭经济的状态也被打破，所以南京的地位逐渐也为上海等其他城市所替代。
四、结语
这本书通过介绍古代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这一概念，揭示出历代王朝兴衰的规律的同时，也能带给我们一些思考。一是，“基本经济区”的迁移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权力的更迭，政治与经济的交织是历史的旋律；二是，我们应看到，虽然通过修建大型水利设施能够快速地增强国力，但却劳民伤财，让普通百姓苦不堪言。汉武帝和隋炀帝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个晚年下罪己诏，一个则是丢了江山和自己的性命。所以，这种做法对国家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