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继个人心理空间、公共文化空间之后，一个全新的数字精神空间。面对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有人积极拥抱、雀跃欢呼，有人犹豫彷徨、驻足观望，有人忧心忡忡、抵抗反对。

近年来出现的“数字极简主义”“反技术依赖”“网络隐居族”等，就是“技术抵抗”的典型代表。他们强调极限简化数字技术使用，有的通过使用“老人机”“功能机”将推荐算法等数字技术从自己的生活强制剥离。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理性应对这些现象和问题？一起来看《人民论坛》的最新文章。

新技术快速发展带给我们什么？

数字极简主义是2019年美国学者卡尔·纽波特在《数字极简主义：在嘈杂的世界中选择专注的生活》一书中首倡的概念，旨在通过对当前信息滥觞的反思与批判，强调人不应被技术所绑架，技术与工具应当为人服务，由此提出极限简化数字技术使用、减少技术对人生活和心理的影响。豆瓣小组“反技术依赖”则认为，普通民众对数字技术及其平台日渐依赖，使得自身能力退化。目前豆瓣小组“数字极简主义”“反技术依赖”等成员数量均已数万，这充分说明其理念已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在此风潮中，“网络隐居”日渐成为一种代表性的社会实践，网络隐居者们在网络空间只浏览不留言、只搜索不转推、只私信不点赞，通过使用“老人机”“功能机”将推荐算法等数字技术从自己的生活强制剥离，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网络空间的依赖，在网络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

从极简使用、反技术依赖到网络隐居，反映出当今社会正对数字技术的负面效应采取某种程度的一致社会行动，而其“冰山一角”之下则是更深层面、更大范围的社会心理：对于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加速发展、广泛应用给个体造成的困扰、侵扰，甚至对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冲击所引发的社会忧惧。

首先是心理层面对精神家园失守的忧惧，即个体对于自身心智在面对数字技术大潮时能否“守脑如玉”的恐慌。人类自文字发明以来就矢志不移地追求着更渊博的知识、更丰富的文化、更充盈的精神世界，这种技不压身、多多益善的认知已经刻入人类的心理基因，然而互联网的普及却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知识过载和信息海啸，这势必导致个体的心理应激和社会心理的共同抵御。

其次是社会层面对结构和秩序失稳的忧惧，即在数字技术改造生产生活的磅礴力量之下，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乃至社会秩序重塑的警惕与不安。二战后世界多数国家进入了长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繁荣阶段，渐次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但近年来国际大变局、疫情大流行等一系列因素打破了这一稳定状态，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乃至滥用则被认为是引发变局的关键。如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互联网的普及与西方社会的高离婚率显著相关；“信息茧房”“沉默的螺旋”等概念的广为传播，使得大众形成了对数字技术的预防性厌弃；政治机器人操弄选举的舆论渲染，俄乌冲突网络战的大行其道等种种事件，也使大众笃信：造成社会失稳的是数字技术，而不只是使用技术的人，对技术的批判和反击自然而然汇聚为一种新思潮。

最后是文化层面对时代转型的忧惧，即在革命性技术推动历史转型进程中，人类社会整体走向何方的终极拷问。这种拷问在人类社会中并不常见，因此格外令人关注以至必须一致行动。需要强调的是，颠覆性、革命性技术推动社会历史转型造成的社会不安和抗争并非前所未有，历史上每每出现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革命性技术之时，大多会引发广泛的社会问题和心理激荡，从蒸汽机推动工业革命与“羊吃人”的惨痛，到汽车问世与“红旗法案”的出台，再到核技术与“相互确保摧毁”的平衡，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历史转型的担忧。

数字技术对社会关系的改变

社会行为依存于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内在基础是个体心理，外在基础则是社会关系。数字极简主义重点主张匡正人与技术的关系，反技术依赖强调通过剥离技术捆绑而摆脱不对等的人际关系，网络隐居则是希望通过减少数字痕迹以防止网络空间反噬现实世界。虽然具体主张不同，但其实质都指向了数字技术对社会关系的改变。

实际上，任何技术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技术是人类造物精华的再现。技术能够如此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并非因为它是点石成金的“现代魔法”，而是因为人类发明技术就是为了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其中必然包括了对社会关系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技术改变社会关系”的表达倒置了因果，改变社会关系其实是因，技术创新才是果。越是对社会影响深刻的革命性技术，其中蕴含发明人改变社会的动机就越强。

为何“反技术依赖”现象会以这种因果倒置的样貌大行其道呢？这是因为在技术和社会关系的公开讨论中，人们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每一项技术都是人创造的，反之则不然，并非社会中的每个人参与了技术的创生。因此，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年龄阶段及不同职业的社会群体，面对技术特别是颠覆性、革命性技术带来的冲击时必然会产生分化，进而出现数字技术驱动的社会新阶层重组，如日趋显现的“数字移民”“数字原住民”和“数字难民”等，这种新的阶层基础较之传统的社会阶层基础在解读上述现象时显然更为恰当。

“数字移民”是数字技术改造社会的亲历者，从固定电话、BB机、模拟机到数字机、功能机、智能机、智能手表，他们经历了数字技术在我国从无到有、再到逐渐支配生活的全过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断刷新着生产工具、生活方式乃至社会体验，裹挟着中国社会从工业化向数字化迈进、从现实社会向网络空间迁移的过程。正是“数字移民”所在的这代人促成了我国过去三十年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们既是改变时代的推手，也是被时代改变的对象，故而面对“技术改变社会”的态度是五味杂陈的。既有“技术颠覆”乐见其成的进取，也有“故土难离”网络隐居的保守，还有“反依赖、不反技术”的纠结，这就使其内部开始出现意见分歧和行为分化。虽然“数字移民”如今在经济建设中已逐渐让位于新生代，不再握有对技术创新高速行进的实际掌控，但其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规则主导权依然存在，于是就通过社会认同和社会行为继续对技术加以规制，而其分化形态则表现出行为上的不协调性以及规则制定中与技术创新的脱节。

作为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建设生力军的“数字原住民”，他们生而赛博，对于自媒体时代社会生活的羁绊甚少，掌握和驾驭数字技术是其基本生存法则。“数字原住民”的焦点不是技术该不该改变社会，而是如何改变社会，网络空间的任何新动向都被其迅速感知、理解并付诸改变社会的尝试，虽然这种试错是有社会代价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以技术改变社会的初衷。正如美国作家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一书中所指出的，人类思维模式自文字发明以来的最大革命——由线性逻辑思维转向超链接式互联网思维——已不可逆转。在这种跳跃式思维模式驱动下，各类社会实践及其引发的社会现象势必呈现出多向度、不可预测的涌现性。而“数字原住民”内部的社会认同也势必呈现出碎片化、多向化趋势，其行为由此将在微观上表现出不确定性，宏观上表现为盖然性，网络隐居抑或网红博主皆是其中应有之相。

无论是“数字移民”依其社会经验评价社会变革，还是“数字原住民”因其互联网思维推进社会变革，都能够较为充分地参与到这场社会实践之中，具有相当程度的主动性，而那些在数字化历史转型中，因缺乏信息基础设施无法“触网”的群体，或是由于自身原因无法融入网络空间的群体，可能随着网络空间对现实社会的挤压而逐步沦为所谓的“数字难民”，即因无法正常使用数字技术而导致在社会生活中日趋不便甚至陷入窘境的群体。这固然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作用下，部分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下沉；但也折射出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在数字化进程中对新出现的弱势群体难以有效关照。

这些新的数字社会群体划分，广泛存在于传统社会分层结构的各个位阶之中，增加了既有社会阶层发生改变的机遇和工具，势必在更大范围内重塑社会关系，由此产生的各类新观念、新现象、新行为和新群体，将汇成滚滚洪流奔向数字社会的未来。

以数字人文、数字伦理应对技术依赖

历史的车轮在各种思潮的冲撞中加速向前，人类的创新在探索与规制中永不止步。人类自从钻木取火以来，就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逐步掌握趋利避害的方式，时至今日，火仍是人类必须时刻防范的重大安全隐患，但并不影响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必需品地位。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普及至今不足五十年，社会实践远远不够充分，对其利弊的认知也还不够深入，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交锋才刚刚开始，必须以数字人文主义应对数字依赖。

从人本主义出发，任何技术工具都不应凌驾于人之上，当人规制创新发展的能力不足以驾驭技术工具时，则须对技术创新“踩刹车”，正如当前深度学习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超出了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理解，甚至连技术专家也鲜少能对其作出充分解释和合理规制，如待其负面效应充分显现再出手则可能为时已晚，因此必须防患于未然。而对于智能技术主宰的未来世界，最困难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人工智能的解释力超过人类的意识，社会不再能够对他们生存的世界作出有意义的阐释，人类意识将会变成什么样？对此人工智能的回答也许是：“我不知道（因为我遵循数学原则，而不是人类原则）”或“你理解不了（因为我已经被训练成以某种方式行事，但没有接受解释行事方式的训练）。”毋庸置疑，数字极简主义、反技术依赖和网络隐居体现出的，正是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回归与传承，如同上古时期初尝火之强大，又见火之恐怖的人类开始思考如何驾驭火，这些现象也昭示着数字时代新人文主义的启蒙与发轫。

而站在技术创新的立场，技术本身的客观性无涉价值观，技术应用的善恶之分取决于主观性的道德伦理，对其社会后果的评价则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文化所支配。因此技术逻辑下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变革，只是技术工具及其方法论作用于社会体系的客观效应，无论其价值评价如何，均与创新本身无关，应根据社会评价以“技术善用”规正引导创新的方向。当今社会正无限接近于彻底杜绝相互奴役、实现人类充分自由的历史时刻，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已呼之欲出。但社会在技术逻辑登峰造极的演进之下，似乎离充分自由的梦想渐行渐远……也许，发展带来的问题唯有通过更好的发展才能解决，技术工具是人类摆脱蛮荒走向文明的关键，技术创新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从来都是克服社会弊端，而非将社会引向毁灭。人类既已阔步迈向数字时代，主动拥抱未来，适应时代转型，彰显数字人文、数字伦理精神，已成为实现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和社会精神的焕然新生的时代选择。

以数字治理缓解数字技术恐慌

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人类还未走出世纪疫情阴霾，又面临新的传统安全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乏力，又叠加发展鸿沟加剧的矛盾；气候变化等治理赤字尚未填补，数字治理等新课题又摆在我们面前”。

展望未来社会数字化发展趋势，我们看到：数字技术开启文明传播赓续的新模式，数字文明将开启人类文明的崭新时代。以数字为基本存在形式的虚拟空间，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治理环境。数据信息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依据数据的决策将逐步成为公共事务决策的基本模式。超大规模平台企业、网络匿名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在全球数字治理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数字平权将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议题之一。智能体或将融入家庭成为第三类成员，挑战传统血亲家庭关系，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由人类家庭向人机融合家庭过渡。基于技术与数据形成的超越熟人和法律的信任共识机制，将开启社会信任的新时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撞将重塑数字法治能力体系，网络空间成为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主阵地、主战场。数据驱动创新范式变革，多种创新路径并行不悖，知识生产空前繁荣。数字技术推动军事革命，“多域联合”智能化作战将成为未来的主要冲突形式。毫无疑问，这些变革既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挑战，甚至引发“技术恐慌”。

“技术恐慌”的背后实则是置身于数字化这个“美丽新世界”的本领恐慌。无论是数字极简主义、反技术依赖，还是网络隐居等新社会行为、新社会心理、新社会关系，都是颠覆性、革命性技术与社会深刻互动、相互冲撞的表现。对此，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来主动地拥抱这种变化，进行一种适应性地变革和调试，不断提高领导和驾驭数字化发展的能力。唯有站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高度，更加理性地看待变革、更加精准地把握变革、更加有效地驾驭变革，切实提升政府、平台和企业、网络社群、公民等各方的数字素养和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方能有效应对数字时代下的“技术恐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