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因战争局势变动不居，社会心理亦起伏波动。国人对战争形势的认知以及对战后重建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影响着战争走向，对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探求社会心理及其变化的方法主要是民意调查（以下简称“民调”）。众所周知，民调旨在探寻社会心理，调查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众多领域。通过对民调数据的综合分析，可再现民意样态及变化趋向。学界对北洋政府时期及抗战结束后两个时段的民调已有一定研究，成果颇丰，但对抗战时期的民调则关注不够，成果寥寥。仅有的少量相关论著基本局限于简单叙事，缺乏对民意及其趋向的准确认知。因此，借用当时民调获取的反映民众心态及意愿的调查数据，成为突破既有研究局限的重要途径。
全面抗战时期，民意调查甚多，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大刚报》1942年“双十节”举办的调查。该调查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节点进行，其结果包含丰富的信息，一度引起美国战略情报局驻重庆观察家的高度重视。有研究认为，《大刚报》民调是1922年中国首次举办民调以来最值得提及的三次民调之一，是“旧中国所进行的一次社会影响最为强烈”的民调，是认识分析战时国人对战争形势认知变化及对战后国家政治建设期望的重要文献资料。本文拟以《大刚报》民调为研究对象，结合其他民调数据，分析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对战争形势的心理预判及对抗战胜利之后国家政制的选择，从民调反映的社会心理维度，补充和修正既有研究的不足。

《大刚报》民调概况

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也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重大转机。事件发生后，在包括中国战场在内的世界各国战场上，战争形势均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方向转变。《大刚报》民调正好选择在国内外形势巨变，舆论呈现变化之时举行。
《大刚报》1937年11月创刊于郑州，创办初期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1938年11月迁至湖南衡阳后，因经费问题，创始人毛健吾动员报社人员“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开始独立经营。该报标榜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立场，秉持尊重事实、客观公正的办报方针。毛健吾表示：“本报是读者的，是大众的报纸。我们有两个立场：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民众。所以本报一方面要代表国家说话，一方面要代表民众说话。政府应该说的话，我们就替政府说，应该替民众说的话，就要替民众说。”南迁衡阳之后，《大刚报》逐渐发展为当时少数几家著名的“民办”报纸之一。不过，尽管该报在主持此次民调时已改为“民办”，但国民党背景仍难以抹去，致使该报既可能坚持某种独立性，一定程度上表现其秉持的客观中立立场，也难免因与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瓜葛，受到某种程度的党派因素影响。
1942年10月10日，《大刚报》登载举办民调的公告：“鉴于内外局势瞬息万变，致重要时事发生，各方见解常不一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竟民意趋归如何，常无客观标准，兹因择当前重要问题十项，举行民意测验。”显然，该报希望通过此次民调，探究在内外局势瞬息万变、社会舆论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民众对重要时事的态度和意向。
此次民调选择随刊附载的方式发放问卷，凡该报读者均可参加。调查方法采用给定预设答案的选择法，参加者“只需将不同意之答案，用墨笔划去，同意之答案保留”，并“就原报选好答案（另纸抄录无效）寄本报评论部”即可。举办者特别提示，参与者须详尽填写姓名、年龄、性别、籍贯、职业等信息。

《大刚报》此次调查共设10问，这些问题均是战时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诚如举办者所言：“我们当初所以拟这个题目，全因为在我们觉得这是比较重要且为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但在一般社会，似乎是各有各的看法，确实成为问题。那么且看多数人的意见怎么样？”

决定举行民调之初，主办方并未对调查结果抱多大希望，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向来缺少管‘国事’的，也许不能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然而民众的参与热情让主办方十分意外：“测验自双十节本报公布出来以后，每天都要收到好几百封信，实在的，这情形是出乎我们初料的呢。”参与者“从十八岁的小弟弟到六十多岁的老伯伯，从战场抗敌的弟兄到后方生产农工劳动者，青年学生和公务人员更不用说，他们都争先恐后要表示自己的意见”，以至报社认为“民意向来是很空洞的话，但这里民意算是比较具体的”。
显而易见，这次民调的社会参与度远超主办方的预期，用该报编辑的话说，“这事在国外本已不足为奇，但在国内却是破天荒的，所以很为各方瞩目”，“引起至为广泛反响，第一次收到之答案，超过数百起以上，参加者遍及农工商学军政各界及男女老幼同胞”。
此次调查持续30天，共收到各地11262位不同职业者的答卷。11月9日，《大刚报》公布调查统计结果。调查结果公布后，不仅国内媒体纷纷转载，许多外国机构也加以关注并予以好评。美联社发表评论：“如一国具有清明之舆论，则该国至少已踏上民主政治之途。中国似已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极大之进展。”该社认为，此次民调的举行显示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的一份报告也表示，此次民调“尽管不完善，却值得思考。它是中国舞台上一个未曾意料到的现象”。
从内容上看，调查问题涉及战争形势及国内政治两方面。其中第1、2、5、7四问皆与战争形势相关，调查结果：99.5%的受调查者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持乐观态度，69.4%的受调查者认为应促使“联合国家”集中力量对付日本，超过50%的受调查者主张“先行反攻”，58%的人选择胜利后与日本平等相处，对此美国人也深表赞佩。调查第6、8、9、10四问，涉及国内政治问题。在抗战仍处艰难之际，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赞成学生、公务员应服常备兵役，且要求对因战事获利者进行必要的征税或征发。战时民主政治问题是国人关注的一大重心，第6、10两问即涉及这个问题。第6问结果显示，57.6%的人认为需要召开国民大会以利于抗战的发展。第10问关于战后党政体制问题，出乎观察者意料之外，86.2%的人选择战后实行一党政治。
民调是社会学的重要调查方法，调查结果与众多调查因素有关。民国时期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翔认为，民调的价值“纯以被试人之资格与人数为定”。他所说的“资格”，指的是被调查者的身份地位等，是判断民调结果反映社会群体意见可靠性的重要凭借。而“人数”可反映民调参与度，并由此决定调查结论的普适性，“在调查不是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进行时，被调查人数的多寡，对于调查结论的产生，尤其具有意义”。此次调查参与者达11262人，纵观整个民国时期，有如此数量民众参与的调查并不多见。若从“资格”方面看，该调查也具代表性。

由表2可知，此次调查参与者几乎涉及各个领域。虽以学生为最多，接近40%，但公务员、商人、军人、工人都达到一定比例，部分农民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从年龄看，各年龄段均有人参与，“最少者18岁，最老者62岁”，可谓“老少咸集”，体现了国人对“国事”“国运”的普遍关切。从性别构成看，接近95%的参与者为男性，女性虽只占5%左右，但也表现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正如大刚报社编辑所言，“女同胞虽然比例数要小些，但难得她们也要对国事有所主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从籍贯上分析，此时《大刚报》虽迁至衡阳，但参与者绝不只是湖南境内的民众。从“江西的泰和，广东的曲江，广西的梧州等每一县份，一万多答案纸，带来了广大老百姓的真正意见”。

问题在于，今人看来颇为“小众”的《大刚报》，在小县城衡阳举办的民意调查何以能有如此广泛的参与度？笔者认为，这与抗战以来衡阳地位的变化和《大刚报》的属性有直接关系。衡阳虽然只是湖南一个县城，但1938年秋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其地位陡然升高。时人甚至说：“‘现在的衡阳，等于从前的武汉’，这形容并不过分。你看，衡阳是现在我国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对抗战建国是有伟大的贡献，简直可以说是关系抗战的胜败”，“衡阳，不是湖南的衡阳，而是大中国的衡阳了”。
此时，“所有后方的城镇差不多都和衡阳发生供应的关系”，在时人眼中，衡阳简直可以与重庆相媲美。有人说：“当前衡阳所以重要，不仅由于是抗战军略要地，亦由于是南中国物资集散的中心，南中国的商业重镇。半个中国物价之变动，咸由衡阳支配。衡阳虽不位于海口，然因交通四通八达，商人均会集于此，因此构成了今日衡阳为南中国最大市场的事实。”战前蕞尔小城衡阳，此时已变成云集党政军及工农商学等各界人士、总人口近40万的大城市，既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又是国统区少有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曾经的“小县”，此时已不小。
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云集衡阳，无疑给新闻媒体提供了市场。在战时，无论党政军界，还是普通民众，对信息的需求都极为强烈。特别是武汉失守后，“一时不但长沙、衡阳一线没有别的报纸，由于广州沦陷，湘、桂、粤、赣四个省区，主要都靠《大刚报》提供精神食粮”。《大刚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其民调也正是以此作为凭借才得以展开。
从参与者的数量、籍贯及职业构成看，此次调查具有一定代表性。尽管参与者集中于知识阶层、在校学生、政府公职人员、军人、商人为主的中上层社会群体，调查数据难以反映“普遍民意”，但其价值仍不能抹杀。原因在于，所谓“民意”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的，参与调查者的意向会影响未参与者，反之亦然。“尤其是社会地位承上启下的群体，在社会问题上往往成为‘意见领袖’，其意向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从而代表多数民意”。从各国民调历史看，即使民调起步较早的美国，对社会心理最具影响的也只是少数“消息灵通人士”及“关心相关消息人士”的意见，而不是“多数人”的意见。从这一方法论维度分析，抗战时期民调的参与者虽然多为社会精英和中上层人士，但这部分人是民意形成与传达“承上启下的群体”，具有较重要的代表性。在不能做更大范围民调的情况下，基于这一群体所做的民调，仍然可为认知战时民众心理变化提供重要参考。
民调反映的民众对抗战前途走向的认知
战时国内外形势变幻莫测，社会舆论对抗战前途众说纷纭。结合战时民调结果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国人对战争形势变化的认知。
有学者认为，从抗战相持阶段开始到1945年初反法西斯阵营全面反攻之前，国人普遍表现出悲观情绪，对抗战能否最终获胜信心不足。但这样的认知，既与上述调查结论不符，也有违历史文献揭示的事实。纵观整个抗战时期，国人对战争前途走向的认知，既非从始至终都存有必胜信念，也非一直悲观失望，而是随战争形势起落，几经变化。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领导国民抗击日本侵略，尽管付出巨大牺牲，但多数民众仍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便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胜利必属中国。这一论断使国人对抗战前景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更是极大鼓舞了国人抗战的热情，提升了胜利的信心。9月，美国人在华所办《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公布所做民调结果显示，相信中国能持久抗战者占93%，认为日本将最终失败者占89%。此次调查包括江苏、广东、浙江及华北、华中等地读者，也有少量在华欧美人士参与，其中有教师、学生、商人、律师、医生等，具有一定代表性。

国人的悲观情绪主要表现在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战局持续恶化的一段时期之内。在这一阶段，受战争形势影响，悲观情绪不断滋长，抗战必胜的信心与此前相比明显下降。同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使艰难的抗战形势雪上加霜，给一度相信抗战必胜的国人造成沉重的心理打击。在之后的抗战岁月，悲观论调长期存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城市的陷落，是悲观与忧惧心理产生的原因之一。

1939年7月，为纪念全面抗战爆发两周年，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造成今日抗战形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内部出现“妥协”“分裂”的危险是影响抗战的“最大危险”，此种“危险”的出现，源于国人对抗战胜利信心的消减。1940年前后，日军施行全面“扫荡”，抗战形势更为严峻，“和谈”“调停”之声不绝于耳。虽然“和谈”未达成中日妥协，但这类事件的发生必然对民众心理产生影响。就连蒋介石，也为国人信心动摇深感忧虑，他在1940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欧洲战场，英法失利，国内战场，宜昌陷落，加之气候亢旱，物价高涨，导致“人民心理动摇失常，是为最大之忧虑”。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Lauchlin Currie）在重庆与蒋介石谈话中特别提到有人“秘密对日进行和议”的传闻，并就此询问蒋介石。战局的持续恶化，内部的分裂妥协，外交的孤立无助，一度严重削弱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根本变化。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次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反法西斯同盟正式结成。此外，英美主动提出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相继签署中美、中英新约，中国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地位提升。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众的抗战斗志。中国民众在经历抗战初期孤军奋战的艰难之后，开始看到转机。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明确指出：“即使日本法西斯于其在太平洋作战的初期可能获得许多胜利，还可能对我举行残酷的战争，但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各界认为，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是同盟国加强团结的体现，将对中国抗战产生更大助益。对此，《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令）我们愉快的是百年的锁链已开始解除，我们更能挺起胸，昂起头，以更充沛的精神抗战到底。”社论还积极呼吁：“一年之计在于春，让我们以奋勉的心情，坚强的意志，不倦的努力，来渡过难关，迎接破晓吧！”
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宏观背景看，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尤其是同年8月至1943年2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从防御转为进攻，国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在中国战场，中国军民也给予日军以有力打击，国民党军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等胜利，八路军也多次粉碎日军“扫荡”。这些胜绩均使国人信心大增。中国共产党在纪念抗战五周年的宣言中指出：“法西斯轴心国已日益接近失败死亡的末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我们应有此信心，应为这个目标而共同奋斗。”必胜信心，溢于言表。蒋介石于1942年8月视察西北时，在兰州市举行的甘肃省各界扩大纪念周上的讲话中表示：“我们抗战五年多到现在，如就世界战争的发展与敌人侵略的趋势整个的来观察，可以说我们中国的抗战，已经得到了胜利。”湖南《大公报》发表的文章指出，“抗战与大战合流，国际地位日隆，与英、美、苏联并称为四强之一，形成同盟国中坚、反侵略支柱”，“行百里逾九十，胜利曙光展现，敌本来想灭亡我们中国者，现又有被我们中国灭亡之可能”。王世杰（时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在该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陪都物价虽已涨至战前九十五倍之高度，一般人并无重大之不安，群以为战事大概于明年内可获胜利的结束。此为抗战以来一般人真正的信心。”与之相对，沦陷区中共领导的民众抗日运动蓬勃开展，伪政权的统治出现动荡，伪职员开始寻找后路。可见此时抗战必胜，已成各界共识。
《大刚报》此次民调结果就是这一变化的证明。调查数据显示，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之后，中国抗战必胜已经成为国人近乎一致的看法，并非1945年全面反攻之后才发生这一变化。调查共提出10个问题，其中第1、2、5、7四问与抗战形势相关，表3为具体问题及结果统计。

从表3内容可知，尽管民调举行时抗战仍在艰难进行，但99.5%的参与者认为中国抗战能取得最后胜利，甚至有50.8%的参与者认为，即便在反法西斯阵营各国未全力打击日本的情况下，中国也可先行反攻。整体上看，虽然此时还不具备单独先行反攻日本的条件，但调查结果无疑体现了国人对抗战前途的乐观判断。正因为国人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此时才会思考第2个问题，即究竟应先解决德国还是先解决日本；也正因为相信抗战必胜，国人才会思考第5个问题，胜利后“应否与日本平等相处”。

《大刚报》调查数据中，几乎全数参与者都相信抗战必胜，超过半数参与者更认为中国可以先行对日反攻。此结果虽不是基于普查得出的全国性数据，但参与人数之多、来源之广，在抗战时期极为少见，其调查结果应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普遍民意。美国驻重庆的观察家就认为，这一调查结论“代表了当前大多数人的看法”，“显示了1941年12月7日之后中国人对战争结果的信心增强了”。如果说此前还有人质疑中国能否获胜的话，此时抗战能否胜利似乎已不再成为国人担忧的问题。由此可见，国际形势的变化及中国战场战局的改观对中国民众心理变化的影响。
民调反映的民众对战后国家政制建设的意向
《大刚报》此次民调所设置的问题不仅涉及战争形势，也涉及战后国家政制建设。调查第6、10两问，即与政制建设相关。其中第6问就战时应否召开国民大会征求国民意见，结果57.5%（6479人）选择应该召开，认为“战时内部政治上存在的问题，唯有召开国民大会才能得到最适当的解决”；42%（4734人）持否定意见，0.4%（41人）不置可否。
最值得关注的是第10问“你以为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应该实行一党政治，还是多党政治”？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一党政治者占86.2%（9712人），选择多党政治者占13%（1464人），不置可否者占0.8%（86人）。这一调查结果与当时的特殊形势有关。
民国建立以来，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民主政治逐渐成为国人建设现代国家的理想。抗战时期，国人并未放弃这一政治追求。
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国土不断沦陷，国人在危急的战争形势下出于抗敌需要，追求民主的表达方式略有变化。1938年1月，邹韬奋注意到：“近日我国论坛上对于民主政治似乎有了多少的波动。”汉口《扫荡报》社论表示：“国难严重到如斯地步，政权需要统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齐，已为全国人士一致之呼声。”《为参政员诸公进一言》，汉口《扫荡报》，1938年7月1日，第1版。同年11月汉口《民意》举办的民调中，有50.86%（5003人）选择“当前需要一党政治”，参与者100%主张“要抗战胜利必须统一军权统一指挥”。
上述情况的出现，反映了战争形势危急之时，民众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对看似违反民主原则的集中统一权力的暂时包容。民国学者楼桐孙就表示：“当这国家民族存亡生死的关头，我们一切个人的或党派的打算，都应该‘束诸高阁’，而以‘民族无上’的心情和‘抗战第一’的意识，在最高领袖及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誓以保国为唯一目的。”更有人说，“在革命期间，政治的统一较政治之自由当然更为重要”，在“抗战艰苦国家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上下一心，同舟共济，犹虑不足以解除国难、克服强寇；若再涣散分歧、人自为政，则国家纪纲既被破坏，前途危险何堪设想”。在民族存亡绝续之际，民众对国民党集权政治的暂时包容，无疑是为适应战争形势，出于“救国”的现实需要做出的选择，是战时思维的体现，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与政治认同无关。《大刚报》民调举行时，尽管战争形势开始好转，但中国的抗战仍处于艰难时期，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仍是举国一致的要求。调查中有90.4%（10182人）认为“联合国家也应有一个统辖全体的最高统帅，以利于战争形势的发展”，从另一维度证明了国人对战时集权的认同。
类似情况在北洋政府时期也出现过。在军阀割据混战、政象混乱之际，包含中央集权取向的“武力统一”成为国人在重建国家中无可奈何的选择。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声望颇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即被寄予“统一全国”的厚望。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进行，蒋介石作为领导抗战的国民党最高领袖之威望日隆，而国民党的宣传亦强化了这一印象，进而在国统区形成“共识”。
民众主张战时集权是为了抗战需要，然而调查中86.2%的受调查者在战后政制问题上选择“一党政治”，原因何在？
首先需要认识到，调查显示出的这一“民意”，并不意味着中国民众已经放弃长期以来的民主政治追求。这一看似背离国人民主政治追求的投票结果，因其是在战争时期得出，至少在一部分受调查者那里，带有某种程度的权宜性质，并不能真正说明国人战后会做出这一选择。答卷中有人表示：“处此时代之中，一党政治在效率上说无论如何是优于多党的。”该答卷强调了“处此时代”和“效率”，明显带有政治操作方面的考量。
其次还应注意到，民意调查是特定时间内民意的反映，民调本身及其结果本质上属主观认知，除会受客观形势影响外，还可能受官方意志和社会舆论等因素影响。此次调查在抗战总体形势好转，民意普遍认为抗战必胜之时，还有较多的人选择战后实施国民党“一党政治”，与国民党利用抗战形势，进行集权政治宣传有关。
1938年7月12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通过宣言，确立了一致“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最高统帅”的主张。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明确规定“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其借抗战而集权的思想已明确显露。1939年3月，国民政府颁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原则，要求全体国人一致照准执行。同时表示：“就国家民族以言，则亦必要求国民全体的思想，绝对统一集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两义之下，不容其分歧及怀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论。”在第五条精神改造中，明确“四不”准则：“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质言论。三、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规定凡有违此义者，须“一体纠正”。其强化集权一统的主张更为明显。
为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国民政府对《国民抗战公约九条》加以补充，于1939年3月制定《国民公约》，发布“国民公约誓词”，并颁布“国民月会办法大纲”，实施国民月会活动。其中规定，凡成年男女必须参加，且有固定的集会时间及相应的分组要求。国民月会活动第一项即是集会者宣誓，誓词为：“我们各本良心，宣誓遵守国民公约，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服从蒋委员长领导，尽心竭力报效国家，倘有背誓行为，愿受政府的处分。”此系列活动，极其鲜明地体现了国民党的集权政治思想。
从集中全国力量于抗战建国的客观需要上讲，上述举措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些纲领和宣言明显有借抗战之名，行集权、独裁之实的意图。在战时国民党实行舆论管控与书报检查的前提下，民意极容易被其单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宣传所左右，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时事的认知和选择。《大刚报》调查中，绝大多数参与者选择战后实行“一党政治”，应是民众在该问题上不自觉地接受了国民党集权思想宣传的体现。
研究这一问题，不能忽略国民党对民调的操控。1941年2月，蒋介石明确将“搜集与指导民意”视为政府工作要务，并于4月批准执行《秘密调查民意实施办法》。不久，国民政府遵照蒋的手令确定民调的若干事项，具体内容包括：调查目的除仍根据以前制定的调查办法，探取各地各阶层人民讨论或谈论时局、政治、经济、党务、党派及贪官污吏、社会不平等问题之意见，以“供本党施政之参考”外，并拟主动就各时期之重要问题，“根据上级指示，散播空气，测验人民之反映〔应〕，并与宣传工作配合”，进而“逐渐影响民意、控制民意，以达到对敌伪奸党神经战之防制保卫之目的”。蒋介石将民调视为“宣传”工具，强调要加强这方面工作，可见国民党对民调的重视。
国民党的操控直接体现到《大刚报》的民调中。从调查主旨和调查题目上看，《大刚报》民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秘密调查民意实施办法》的制度规范。如该办法“调查事项”中第1条“人民对抗战及国际问题之一般认识与观感”涉及抗战形势与中外关系，第2、3、5条分别涉及民众对政府政策、对国民党党务及对各不同党派的“观感”，则明显与国内政治有关。可见《大刚报》此次民调已直接或间接受到《秘密调查民意实施办法》的影响和制约。
当然，《大刚报》也不全是被动行事，这与报社成员的国民党员身份有关。如前所述，《大刚报》创办之初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社长毛健吾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曾做过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胶济铁路特别党部书记，报社还有一些成员是国民党党员。迁至衡阳后，该报虽因经费支绌由国民党“官办”转为“民办”，但报社多数成员的国民党党员身份认同却未改变。1939年国民党青年组织三青团骨干康泽前往衡阳，曾在报社发展组织，要求报社发挥“控制作用”。这使毛健吾在办报方针上表现出两面性，虽有“独立办报”的一面，但“在关键时刻，他还是要帮助国民党说话的”。加之处于战时，国民党对书报刊物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报社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在很多问题上做出倾向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选择。
上述因素对这次民调产生了影响。调查结果公布后，各方人士在肯定《大刚报》关注民意、反映中国舆论趋向进步的同时，也对第10问的调查结果感到惊讶和质疑。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这是“此次测验投票之惟一令人失望者”。美国驻重庆的观察家甚至表示：“这是令人怀疑的，每个个人的印象与此次民意调查的结果相反。”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的报告称：此项调查未必是中国民意的体现，因为“此时普通中国人更关注的是其脑袋的安全，而不是一次坦率表达其看法的机会”。
美国观察家的观察和分析并非毫无根据，各方人士的质疑也有其道理，但所有这些观察和质疑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在国难当头的特殊形势下，《大刚报》民调中民众看似与既有民主主义追求背离的选择，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权宜”性质的政治考量外，还体现了某种思维上的时间移位，即用“战时思维”思考战后国家建设，反映了当时国人在抵抗日本侵略这一特殊时期支持集权主张的惯性。这种移位虽不恰当，却包含某种深忧亡国而做出的自我牺牲，或至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因而尽管不甚妥帖，却也未可厚非。
结语
抗战时期，民调层出不穷，旨在探寻民众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观察社会心理现状与变化，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942年“双十节”《大刚报》的民调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通过对这次民调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调查技术上看，这次民调选择在国内外形势巨变之际举行，调查主旨偏重抗战，问卷题目设置涵盖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等，既表达了调查者对战争形势的关注，也体现了对战后政制建设的关切。尽管在调查方法上不是采用相对科学的随机抽样法，使调查结果在准确性上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从参与者数量、职业、年龄、籍贯等因素看，该调查有一定代表性，可信度较高，价值应被认可。
第二，就调查结论而言，99.5%的参与者坚信抗战必胜，是局势转变致民众心理变化的明证。不仅如此，因民调所得之总体民意趋向往往有巨大的舆论引导力，使得“抗战必胜”的信念更加深入人心。这一调查结论，可纠正既有研究对民心与抗战形势关系的判断。
第三，《大刚报》举办此次民调时，中国仍处抗战艰难时期，调查中多数民众对战后政制建设的“一党政治”选择，与战时集权思维的影响有关。民意调查旨在探求社会心理，具有主观认知特性。战时国民党以集中力量抗战建国作号召，借抗战之名进行集权主义宣传，所实施的舆论管控与书报刊物检查制度，使民意在一定程度上被官方意识影响，但这种影响远未达到使民意发生根本变化的程度。即便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国人也未放弃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抗战时期国内先后出现两次宪政运动高潮，表明国人对国民党专制集权仍然有所警惕，并在不影响抗战大局的前提下予以反对。抗战胜利后，因国民党日趋腐败，越来越多的国人站在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这充分证明1942年《大刚报》民调时国人对战后政制选择有一定权宜性，也可看出民意是随着政局转换而不断变化的。
总之，《大刚报》的民意调查于国际形势变化、中国抗战局势出现重要转折时刻举行，调查结果既代表了民众对国家重大问题的意向性选择，也提供了认识战时社会思潮变化的佐证，从社会心理的维度为研究抗战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