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东传使日本“口传文学”获得了向“书面文学”进行飞跃发展的基石，但这一基本认知在一般通行的日本文学史中并未得到很好的反映。日本文学史写作始于日本迈上“脱亚入欧”之路的明治时代（1868-1912），是明治日本建构现代日本文化身份的重要环节，而对千余年来一直占据日本高尚地位的汉文学的“遮蔽”是这项宏大工程的起点。抹去“汉文学”印记，建构一种以“和文学”为中心的日本文学史是明治日本向西方展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之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当今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日本人的世界观逐渐发生变化，一些日本学者开始意识到日本文学史中的“盲点”。例如，古桥信孝在《物语文学的诞生：源自万叶集的文学史》（2000）前言中写道：
日本原本没有文字，即没有用日语书写的文章。因此，书写是从学习中国文章开始的。如果将此称为汉文，所谓写文章就是写汉文。在此过程中，为了写出日语文章，肯定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最近出土的木简可知，七世纪前后已经借助汉字的音书写日语，或用汉语对应日语的意思进行书写，表明日语书写也许很早就出现了，但文学文章不容易，除了《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记》中的和歌外，没有日语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用日语书写的散文文学出现在平安时代中期。那么，文学文章是怎样出现的呢？（古橋信孝『物語文学の誕生：万葉集からの文学史』，第1页）

古桥信孝希望通过《万叶集》思考从中国汉字、汉文到日语文体的发展脉络，以建立一种新的日本文学史意识，显示了作者客观理性的研究态度，但仅仅囿于《万叶集》的探讨显然是不够的。玛利亚·海斯丝、大嶋仁也在《摇摆与错位的日本文学史》（2005）中指出：

和文的诞生是在汉文学习取得进步，且汉文训读文的书写成为习惯之后。从《古事记》时代开始经过一个多世纪，终于诞生了和文学。首先用汉文书写，再写成汉文训读文，由此诞生和文，再由和文产生和文学。和文学之前有汉文学。和文学诞生之后，汉文学亦长期存在，这是日本文学的基本事实。没有汉文学，就没有和文学。（マリア＝ヘスス　デ•プラダ＝ヴイセンテ、大嶋仁著『ゆらぎとずれの日本文学史』，第9页）
作者一环扣一环地说明从“汉文”到“和文”的发展脉络，并强调“这是日本文学的基本事实”，但这种近乎苦口婆心式的写作方式从另一侧面揭示出一百多年来的“遮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认知“错位”，而祛魅的过程并不容易。小峯和明在其新近出版的《日本文学史》（2014）中更加直截了当地写道：
奇怪的是平安时代的日记，首先是女性写作的假名日记被当做文学，成为研究对象。最早的《土佐日记》由纪贯之假托女性写作而成，《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的日记被保留下来亦影响甚大。与此相反，贵族男性写作的汉文日记不被当做文学，而被当作历史资料。其背后是近代以降根深蒂固的将假名文学作为日本文学基调的文学观的投影，是文学观歪曲文学史的典型案例。同一时代用不同文体写作的日记，一方成为文学，另一方成为历史，建构了一种在今天看来完全是奇特的颠倒的文学图谱。被这种文学观束缚的研究者至今亦不在少数。为了不再重犯这种过失，有必要将汉文、假名文同等定位、阅读，以根本性地扭转这种文学观。（小峯和明『日本文学史』，第9页）
小峯和明直截了当地指出刻意遮蔽汉文学史的做法是“文学观歪曲文学史的典型案例”。笔者认为，这也是现代日本知识与权力相互勾连的典型案例。小峯和明指出其结果是建构了一种“颠倒的文学图谱”。所谓“文学图谱”即是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颠倒”，必将引发行动与实践层面的进一步“颠倒”。这个问题与本文论题有所偏离，在此不做引申。从上文可知，日本文学史书写中的“盲点”开始受到质疑，但惯性思维的改变并非易事。上文同时表明，有关中日之间“一衣带水”等说法已是一种“无意识”的套话。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进程，汉文化纽带已经消失，剩下的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罢了。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汉字的传入使古代日本精英更加向往中国文化，这是圣德太子积极输入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因。圣德太子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制定《冠位十二阶》（603），按照中国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表示冠位高低，具体分为大徳、小徳、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十二阶。他还制定了《宪法十七条》（604），以中国儒释道思想为基础，规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这是日本史上第一次提出较完整的建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纲领。《宪法十七条》全部以汉文写成，“一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这种纯熟的汉文书写能力及其中国儒释道思想底蕴透露出日本国家及日本文化的建构轨迹，亦无疑是日本古代小说萌芽的文化基石。
《宪法十七条》是展示文字、语言、思想三位一体的的绝佳文本，可见从“文字”到“文化”的发展路径，亦是“汉字”进入日本政治管理层的滥觞，全文引用了《尚书》、《论语》、《左传》、《礼记》、《孟子》、《管子》、《礼记》、《孝经》等诸多中国经典，例如第一条“以和为贵”典出《论语·学而》篇之“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显示了圣德太子援用中国文化实现其治国安邦理念的宏大抱负。标题“宪法”一词见于《管子·七法》“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也”。这个词汇在明治维新后再次受到关注，明治政府以“宪法”对接西方语境中的相关事项，制定了现代意义上的《明治宪法》，可见“汉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宪法十七条》的第二条倡导“笃敬三宝”，可见圣德太子亦非常重视佛教的教化作用，他还亲力亲为，对《胜鬘经》、《维摩经》、《法华经》三部大乘佛经进行注疏，合称“三经义疏”，其中《法华义疏》四卷、《维摩经义疏》三卷、《胜鬘经义疏》一卷，成为日本最早的佛教研究著作。圣德太子还亲自为天皇讲经说法，《日本书纪》推古十四年（606）条记载：“秋七月、天皇请皇太子、令讲胜鬘经。三日说竟之。是岁，皇太子亦讲法华经于冈本宫。天皇大喜之、播磨国水田百町施于皇太子。因以纳于斑鸠寺。”由此可见《胜鬘经》等佛经已在当时日本皇宫中受到广泛认可，圣德太子的讲经说法令推古天皇“大喜之”，以致于天皇立即赏赐了“水田百町”。
《胜鬘经》全称《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胜鬘是古印度波斯匿王的女儿，她聪慧美貌，笃信佛法。《胜鬘经》叙述胜鬘在佛前发下十大愿的经过等内容，其主要特色是以在家女众身份说法。圣德太子对《胜鬘经》的重视或与推古天皇的女性身份有关。《维摩经》全称《维摩诘所说经》，后秦鸠摩罗什译本流行最广，维摩诘是古印度的大富豪，亦是在家居士。《维摩经》通过维摩诘与文殊菩萨等探讨佛法的过程，阐述了大乘般若空性的思想，同时表明在家居士亦可成就的道理。圣德太子也许从维摩诘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胜鬘经》、《维摩经》并为大乘佛教在家佛教的代表经典。《法华经》则有经中之王的称谓，全称《妙法莲华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指一乘法、不二法；“莲华”即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亦具有花果同时之“妙”。《法华经》阐明一切众生无论三乘五乘，不分贫富贵贱，皆可成佛。

在圣德太子的倡导下，佛教在日本迎来了最初的黄金发展时期，此后佛经不断东传日本。日本不设译经场，日本人直接阅读汉文佛经，佛经成为汉字汉文东传日本的重要源头之一，不容忽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胜鬘经》、《维摩经》、《法华经》等佛经语言优美，情节生动，人物富于个性。所以佛陀说法往往采用大量比喻，以阐明难解的哲理，其中火宅喻、穷子喻、药草喻、化城喻、衣珠喻、髻珠喻、良医喻最为著名，有“法华七喻”之称，内含丰富的文学色彩。

《维摩经》亦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其形象生动的对话场面具足了戏剧脚本的性质。《维摩经·方便品第二》首先描写了维摩诘的人物形象，他那“辩才无碍，游戏神通”、“住佛威仪，心大如海”的气势，“资财无量，摄诸贫民”的胸襟，以及“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将世俗生活与超然的精神境界融于一体的平衡感充满了奇幻色彩，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人物形象，亦具足了文学的想象力。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简单的故事情节是萌芽期小说的要素，上述佛经片段具备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并不乏心理描写和想象力的成分。诸如此类的小说要素不断积累，为日本古代小说萌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可见汉文佛经亦是日本古代小说萌芽的文化基石。
圣德太子还积极派遣使臣赴隋朝通好，《日本书纪》推古十五年(607)条记载:“秋七月戊申朔庚戌、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以鞍作福利为通事。”此处“大唐”是《日本书纪》成书时代的中国国名。《隋书·倭国传》亦记载小野妹子向隋炀帝表明到访目的“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可见圣德太子高度重视《宪法十七条》第二条“笃敬三宝”，不仅编撰“三经义疏”，还紧跟时代的步伐，向业已走出北周“灭佛”阴霾的隋朝派出使节，并同时派出“沙门数十人”学习佛法，这是持续两百余年学习、输入中国文化的遣唐使工程的先声。
在圣德太子开启的全方位学习中国的路线基础上，日本于645年实行大化改新，全面导入中国律令制，把中国视为治国理念的范本，国家的法令、公文一律使用汉文。这意味着日本开始全面进入汉字、汉文时代。这时期至奈良时代（710-794）也是日本国家意识萌芽时期，在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日本也参照中国模式，开始编撰史书、地方志、诗集等。此举对文学影响深远，日本文学就是在这种汉字文化氛围中开始了从“口传文学”向“书面文学”的飞跃历程。奈良时代编撰的书籍包括《古事记》、《日本书纪》、《怀风藻》、《万叶集》、《东征传》等等，但无论是用汉文写成的《日本书纪》、《怀风藻》、《东征传》，还是兼用万叶假名与汉字写成的《古事记》、《风土记》、《万叶集》都是“汉字”书籍，这些书籍又都具有丰富的文学色彩，共同催生着日本古代小说的诞生。
在汉字、汉文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大约在九世纪时，日本终于通过汉字创制出了本民族的“假名”文字。假名文字的出现使文字运用得以普及，首先惠及了女性阶层。由于日本男性长期以来以使用汉字汉文为荣，汉字汉文早已成为日本男性文化教养的重要标志，所以假名文字作为女性文字开始流行，妇女们一开始便热情地拥抱了假名文字，并运用假名文字开始了创作实践。物语就在如此文化背景下诞生了，这是日本最早的虚构小说。妇女们的创作实践一开始便有声有色，因为日本上流阶层男性们的汉诗、汉文创作已经日臻成熟，王公贵族们早已沉浸在浓郁的文学氛围中，其中自然包括由《搜神记》、《神异记》、《游仙窟》等中国古典志怪小说、隋唐传奇小说以及《冥报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中国佛教因果故事建构起来的美妙奇幻的文学世界，这亦是当时日本社会共同的文化基石，只是日本妇女们长期处于该文化共同体的边缘位置，现在有了“假名”这一新型表述工具，妇女们便开始了面向文化中心的突围，虽然她们当时并非有意识而为之，但日本女性作家无疑是物语文学的中坚力量。就这样，汉字、汉文的长期积累为日本古代小说在故事题材、情节构思、表达技巧、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成为物语文学飞跃发展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