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又由于新旧思想学说纷纭丛集，思想论争不断发生。有的论者自认为胜利了，或被后人看成是胜利了。但我们稍稍细心研究一下这些争论，往往一回争论过后，若干年后稍稍改换形式又再起争论。这说明，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问题未得解决，哪一种思想都说不上真正获得了胜利。只能说，某种思想学说在某一时期，曾赢得了更多的群众，占得了上风。
近代史上的思想论争，大大小小不下数十次。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详述。这些争论大抵都可以包含在以下三个最大 最持久的论争中：一，中西文化的论争；二，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争；三，革命与和平改革的论争。
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遇到发展程度较高的外来文化的挑战，经历几千年的自我完善，又多少吸收了周边民族的某些文化因素，已成一种相当自我圆满的文化体系。一直沐浴其中的中国人，特别是自认为可以代表这种文化的统治者和大批的精神贵族们，从未感受到这个文化有什么缺点和不足，遂养成了自大而封闭的文化心态。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态度骄横，索款、割地，强开口岸，主海关，建租界，定领事裁判权……让中国人受尽了屈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自命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人们，仍不承认中国文化有什么不妥。他们认为，西洋人没文化，是野蛮民族，是异类，中国人受欺侮，不是我们的文化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文化低下，蛮不讲理的西方异类。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向他们学习什么先进的东西，而是祈上天和古圣人们出来帮忙，驱除这些异类。曾经颇为流行的两句诗，可说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反映。诗云：“但愿苍天生有眼，终教白鬼死无皮”（徐昌彝：《射鹰楼诗话》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既然士大夫们不认为我们的文化有什么问题，自然就不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东西了。
林则徐、魏源是最初肯睁眼看世界的人，但他们只能就其视域所及，收集可以见到的资料，以引起国人关注。到19世纪60年代初，才有士大夫之具卓识者，认识到，洋人同我们一样，是自有其文化的人。既为同类，方可比较；因比较而见差异。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提出，中国有四不如夷之处：“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承认有“不如夷”之处，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因为承认不如夷，所以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等建议，成了随后发生的洋务运动的主要思想依据。后来接连发生的戊戌变法、立宪运动，直至辛亥革命，都超越了冯桂芬的思想，力图从政治上吸收西学，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梁启超曾总结自洋务运动直到新文化运动这段历程，指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学习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学其器物工艺，次则学习其制度，最后是文化本身的借鉴。

洋务运动受守旧派的掣肘，进展并不顺利。加之，整个政治、社会，风气败坏，甲午一战，遭致惨败。这时，人们始悟，单是学习西人的器物、工艺，而制度、体制不改，腐败之风习不除，仍不能救国家民族之危。于是乃有维新变法之呼声起。

戊戌维新时期，中西文化之争，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时，西洋器物、工艺已传入中国不少，各种生产洋式器物的工厂，讲求洋式工艺的场所，都已非罕见之物。不少持保守立场的绅士、名流甚至也参与这类事务中。他们从中得利，自然不再反对这些东西。 但这时，改革派提出了进一步的主张，他们要求改变以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代表的专制制度，要“设议院以通下情”，又倡男女平等之说。保守派认为，“西学无论巨细，止当以工艺统之”（王先谦语）。也就是说，学习西方，当止于器物、工艺，不可再往前一步。他们强调，中国固有之纲常名教是“千古不易”的根本（王先谦语）。“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在于此（张之洞语）。所以，无轮如何，纲常绝不能改，更不能废。他们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设议院，倡民权平等之说，即是毁坏纲常名教，实是倡乱之说。
人们把这时期保守派的主张概括为“中体西用”四个大字。1898年，围绕变法问题朝廷两宫之间，朝野两派之间辩论、斗争最激烈之时，张之洞刊出他的《劝学篇》，总结洋务运动以来的思想纷争，提出以“中体西用”为原则，来解决中西文化的问题。
原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还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即已被提出。冯桂芬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王韬所谓“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薛福成所谓“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邵作舟所谓“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皆是“中体西用”之意。真正最早说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大字的，是一位并不很知名的，叫范寿康的人，于1895年，在西人教会办的报纸《万国公报》上提出来的。他在《救时策》一文中写道：“中西学问本自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劝学篇》全书没有“中体西用”的字样，他以旧学称中学，以新学称西学，全书贯穿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宗旨。从梁启超起，后人都把“中体西用”的观念归之于张之洞，是因为他的《劝学篇》对此宗旨做出最有系统的论述。他在《劝学篇序》中说，其书分内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也就是说，内篇是论纲常名教之不可违，外篇是论西学不可不讲。看起来颇为全面而有系统，既坚持了朝廷所重之纲常名教，又容纳了朝野希望改革的部分要求，得到朝廷的认可，下诏广为刊布。因此，“中体西用”之说，得以广泛传播，影响深远。   
对于“中体西用”的文化观，以往的批评有些失之片面，认为它完全是保守派用来反对向西方学习，反对改革的。这是不全面，不准确的。我们前面指出，这个观念框架，不是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有的。而是早在洋务运动兴起时，就有人提出来的。所以，差不多在三十多年里，它曾充当传播西学的护法者。而且即使是戊戌时期及其以后，这个观念框架也不完全，至少不是绝对地充当保守主义者的理论武器。因为这个观念框架有一定的模糊性，有很大的涵盖性。
第一，体与用，本与末，道与器，等等，其界限并非极其严格，不可逾越。它们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互相渗透，互相贯通的。试想想看，若依改革派的见解，“西用”在各个方面都充分用足了，即以张之洞外篇所列十六个方面，例如设学、广译、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交通、矿学等等，都尽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原有一套纲常名教还能原封不动地保持不变吗？
第二，有些事项，究竟是“体”，还是“用”是不易说清楚的。即以科举为例。张之洞把变科举列在外篇，显然是把它排除在“体”之外。实际上，颇不如此简单。 一方面，科举是朝廷任用官吏的基本途径。任何时代，任何统治集团都懂得，定方针，用干部，是维护统治的最基本的手段。从这一点上说，科举就不在“体”之外。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大家都知道的，科举的内容是由朝廷规定的，必须以孔孟关乎纲常名教的学说为准。而且参加科举人员的甄选，也是按纲常名教的要求严格审查的。所以，经过科举所优选出来的人才，都是必须符合纲常名教的要求的。我曾说过，科举制度是历代统治者巧妙地实施政教合一的制度安排。因此可以说，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用来落实和巩固纲常名教的重要手段。
当然，保守主义者也极力利用“中体西用”的观念框架来束缚改革者的手脚，达到保守旧制度的目的。这一点过去人们说得很多，这里无须细说了。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还有不少曾经是争论的焦点，因此也颇为流行的观念或者说是口号，如折中主义或调和论，全盘西化论与本位文化论等。
广义上说，“中体西用”论，也是一种折中论或调和论。但“中体西用”是把“体”、“用”二分，意义特有所指。折中论或调和论则是主张，在各个领域，中与西，新与旧都应当加以适当折中与调和，不偏向一面。主观上是想达到孔夫子所谓“允执厥中”的境界。
表面上看，折中论与调和论是很平和，很正当的主张，可以赢得很多人的同情。但实际上是很有问题的。文化是成千成万成亿的人们在生活实践、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有谁能够指挥这成千成万成亿的人们按照事先定好的比例配方来创造文化呢，肯定是没有。既然没有，说起来岂不就是空话吗？所以，批评折中论、调和论的人就说，折中、调和，乃是文化交流，互动，向前发展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作用及其结果，正用不着人们事前定此原则。
至于“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问题，虽然争论得很热闹，长篇大论的文章甚多，其实，许多是源于误解还有些少的意气。
“全盘西化”本来是针对折中论和调和论提出来的，意思是不要主观设定界限或设定比例配方，允许人们学什么和不许人们学什么，或者必须按一定比例，这个学多少，那个学多少。他们认为，这些全不需要做事前的规定，只须由人们的实践去解决。
但批评“全盘西化”的人，最重要的理由是要维护住中国文化的“本位”。他们指责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是要把中国文化的本位完全毁掉，简直是要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方人。其实，所谓文化的“本位”，就是那创造此文化的人民。这个“本位”是根本无法毁掉的，谁也没有能力将几亿中国人变成外国人。所以，我觉得，这样批评“全盘西化”的人，如不是误解，就是太意气用事，故意曲解对方的主张。
在中西文化的争论中，还有一个所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问题。张君劢在关于人生观与科学的论争中提出来，说西方文化只是物质的，东方文化才是精神的。对此说法，当时科学派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只有吴稚晖抓住这一点，长篇大论地批评一番。两三年之后，胡适写一篇长文，集中批评张君劢首创的这个说法。其实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先觉者就已指出，西方文化自有本末，绝非工艺器物或什么物质文明可以概之。胡适强调指出，一切的文明都必须有物质文明为其基础，而拥有一定物质基础的文明，也必定会发展出自己相应的精神文明。这已是常识。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发明”这一不成理论的“理论”，是出于可怜的自慰心理。
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争
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激进主义的倾向。差不多在每一个重要转折关头，这种激进主义思想都会突出表现出来，扮演重要的角色，戊戌前后，辛亥前后，新文化运动时期都很明显。
戊戌时期，康有为全面改造孔子学说，利用光绪皇帝名号，企图实行大改革，被视为激进，不仅遭致保守主义者的反对，亦引起不少倾向改革的官绅的怀疑。湖南的气氛尤为紧张。南学会、时务学堂的言论被保守派视为大逆；易鼐、樊锥辈，甚至抬出最早的“全盘西化”论，要一切“唯西法是效”。保守派极为怵惕，上书要求杀康有为及其弟子，可见斗争之激烈。
辛亥时期一度有激烈的排满主义，随后又有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这都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一般士绅难以接受。当时西方思想学说纷纷被引介，虽无系统，亦不深入，但引介者、传播者、迎受者，皆以其新颖而爱慕之，信从之。于是，守旧者，不免忧虑，乃倡国粹主义，以图矫正之。当时的国粹主义者，思想颇复杂，亦不甚清晰。因为他们都是反满革命派。他们的国粹，既是针对西化思潮，也是针对满人专制朝廷。所以他们的保守主义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一，从反满革命而进至反对专制主义制度，遂同前此的保守主义大异。二，因反对君主专制遂亦反对与君主专制主义密切相连的孔子与儒学之独尊，这更与以往的保守主义者大异其趣。三，他们倡国粹是要复兴民族精神，以西方文艺复兴自况。故也不排斥西方文化。这最后一个特点颇关重要，这使他们同后来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留学生为主的“学衡派”在精神上联系起来。
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主义有更突出的表现。如文学革命中，对旧派文学的嫚骂、攻击；主张废汉字，推行世界语；在提倡男女平等的潮流中，休妻与私奔成为时髦；在批判旧道德的口号之下，盲目鼓吹“非孝”；在批孔批儒过程中，有人声言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不但激起传统的保守主义者的反对，也激起一部分留学生的激烈反对。
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有的著作者，对激进主义口诛笔伐，将一切社会负面作用尽归咎于彼。义愤不能解决问题，应当首先探明激进主义易于发生，易于膨胀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然后方可逐步解决问题。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特别容易膨胀起来，对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必须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做出分析。
自秦始皇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后，直至清朝皇帝被赶下台，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家，中央集权赖以维系的，是一个多层级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所有的官员对皇帝负责。世界上，在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前，没有任何国家有类似中国这样庞大而又组织严密的国家机器。每一个王朝兴盛时期，它的国家机器是非常有效率的。 在思想文化上，与政治制度体制相适应，最适合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孔子与儒家思想被树立为统治思想，享有独尊的地位。通过科举制度，皇权与教权（思想统治）高度统一于皇帝的掌控之下。全国人民“以吏为师”，反对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很难得到发育和传播的机会。国家对于任何反对的思想言行，通常只有镇压和消灭的机制，没有制度性的调节机制。社会中不同思想能否得到发育和传播的机会，全视统治者的好恶与宽容心的多寡。一旦朝廷和官吏腐败，官逼民反，异教异说蜂起，最终在一场大乱之中，旧朝崩解，取而代之者，建立新朝廷。这样的情况周而复始，重复了无数次。
到了近代，由于新思想新观念的输入，旧制度、旧习俗的弊病充分暴露，被压抑了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的反对极度的政治专制与思想专制的思想观念，都得机会爆发出来，其易于趋向极端，表现为激进主义，是势所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激进主义是对于积久的过度专制主义的反动。
我们在稍稍贴近地考察近代激进主义的时候，还可以发现，政治激进主义与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有着难解的亲缘关系。即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主义为例。在新文化运动中，凡比较激进的，差不多都与其政治背景有关。如陈独秀原是清末的革命党，曾经组织过暗杀团。他的不容人讨论的强硬态度不能说与此无关。又如大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又主张废汉字的钱玄同，原是大倡反满革命的章太炎的弟子，曾在日本读书，参与留学生革命活动。因写了《狂人日记》而出名的鲁迅，也是章太炎的学生，也曾参与留学生革命活动。还有宣称把线装书抛到茅厕里去的吴稚晖，他是清末革命党重要成员，还是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近代激进主义与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专制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近代中国，国门打开的时候，尤其是一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最初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时的种种思想学说，直到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林林总总，如海潮汹涌般地狂泻而来，人们不暇拣择，往往以很偶然的机遇，倾倒和迷醉某种西来的学说，还不及很好地消化、吸收，便认定为真理，排斥其他，各逞意气，不能从容讨论、切磋。这种氛围里，最宜于激进主义的滋长与膨胀。
还有一点也应当引起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者的注意，即那些反对激进主义的人们，往往本身也是激进主义者，我是说，他们反对激进主义一派人的方式、手段也是激进的。例如，王先谦骂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苏舆骂樊锥“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又如严复骂白话文是“人头畜鸣”。林纾恨不得陈独秀、胡适乃至支持他们的蔡元培都被妖魔吞掉化为粪土。梅光迪污蔑提倡新文化者“如政客娼妓之所为”。更有人写恐吓信，要以炸弹解决这些新文化之提倡者。从这些事例中人们不难懂得，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原来是传统政治、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孪生兄弟。所以，要解决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互斗与纠缠，都须从严格地、理性地批判传统政治与传统文化做起，培育民主地、平等地、自由地讨论问题的习惯和风气。
关于革命与和平改革的论争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近代史（包括思想史）著作中，论及戊戌以后的重大史事，每每要对革命与和平改革的论争重笔加以论述。并且绝大多数都是热烈赞扬暴力革命而严厉批判和否定和平改革。对此，我一直是不赞成的。我觉得，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没有理论根据。我认为，改革与革命，根本目标都是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一般地说，通过和平改革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造成的社会震荡比较小，代价比较小，是社会变革比较可取的形式。但这需要统治集团对于时代潮流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能够顺应潮流进行变革。不仅如此，还需要统治集团有领导变革的魄力与能力，需要在改革中努力协调各方利益，尽力防止变革过程中出现秩序失控的局面；更需要社会对于改革的支持。总之，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历史过程，不是轻易可得成功的。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越来越激烈的革命倾向，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一方面，紧迫的外部危机造成了人们国亡无日的紧迫感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急切心理。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对于国家面临的大变局，缺乏知识与精神上的准备；又受体制惯性的制约，不肯放弃或哪怕是部分地放弃自己享有的特权。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意见分歧，不能承担起领导改革的责任，且经常犯下极其愚蠢的错误；从而激起期望改革的人们的失望和不满，致使本来期待改革的人们转而同情革命或被卷入革命潮流之中。这样的过程一次一次地重复出现，革命一波又一波地相继而起，继长增高，席卷一切。长期在这样风云激荡的情势下，人们观念上起了变化，以为只有革命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不二法门，革命就是一切，革命越激烈越好，越彻底越好。我把这种思想倾向称之革命主义思维。 在革命主义思维笼罩一切的情况下，革命垄断了话语权，从而，革命同正义，乃至天理如同一事。反对暴力革命即是反动，反对革命成最不可容忍的大罪状。由于革命主义思维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近代历史上的和平改革运动与和平改革思想被革命运动与革命思想所遮蔽，并且被判定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的力量。这是很不公正的。我以为，把暴力革命同非暴力的改革运动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其中一种形式是解决社会危机的万应灵药，而对另一种形式采取深恶痛绝的态度，是对理性，对人类经验与智慧的自虐，毫无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用哪种方式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是要由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各种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不能要求处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同用某一种预定的模式来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马克思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学者（例如哈耶克）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即认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是依据人们预先设计的那样，一下子就实现出来。实际上，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革，都是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变动才实现出来的。不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不经过一系列的变动，新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有时，在某种特殊的形势下，急风暴雨式地自上而下地创立起一套新制度或新体制，但社会自身却仍沿着自己内在的逻辑继续前行。过了一个时期以后，那些一下子被创建起来的新制度、新体制，竟变得只剩下徒有其表的形式了。辛亥革命后几年，人们就痛感到，“在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之苦”（陈独秀语）。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暴力革命，只能解决政权问题，现代化的诸多实务，如教育的普及、实业的发达、社会的进步、人民素质的提升等等，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推进，而绝非一场革命就能解决的。
革命派是把目标对准统治集团。他们之所以特别强调必须用暴力，就是因为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这个统治集团，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中来。他们认为，改变制度，那是夺取政权以后的事情。改革派所注重的，首先就是社会制度的变革，他们的诉求，是只有通过改变制度才能实现的。而改变制度，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推动一系列的政治变革才能逐步实现。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制度与体制上的种种变革。这种对于变革的直接目标的重大分歧，使革命派与改革派很难联合一起，进行斗争。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之所以迟迟不能完全实现，这两大政治力量不能联合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前面也曾说，和平改革之实现，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统治集团对社会危机有足够的认识，有足够的知识和精神上的准备，具有领导变革的能力。显然，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不具备这些条件。另一方面，和平改革要取得成功，须有足够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一方面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在清末，梁启超就慨叹，中国尚未形成有力量的中等社会，也就是后来常说的社会中间力量。而这个力量，通常是支持和平变革的最主要社会基础。后来的北洋时期，乃至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中间力量诚然有所发育，但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其力量还是太微弱了。既然太微弱，就肩不起推进社会变革的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