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千余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1956年6-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依法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对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分别判处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其他千余名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1964年4月最后一批服刑的战犯刑满释放回国。

1957年9月，释放回国后的战犯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几十年的战后日本社会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作为战争亲历者站在“战争加害者”立场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虽遭受来自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坚持活动直至2002年，因成员年事高，“中归联”宣布解散。其中一个支部拒绝解散，誓言坚持到最后一人。部分原“中归联”成员在组织解散后也一直以个人身份从事证言活动，向世界讲述日本侵华战争真相以及中国的和平政策。如今，健在的“中归联”成员已屈指可数。

 “中归联”原常任委员长绘鸠毅（1913-2015），参加侵华战争4年，后在苏联西伯利亚抑留5年，1950年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6年，1956年被中国政府宽大处理，免予起诉释放回国。1988年任“中归联”常任委员长，2002年“中归联”因成员高龄解散后，仍然坚持战争证言活动直至生命结束。

纵观绘鸠毅百余年的人生，前半生被战争所左右，从一个立志从事哲学研究的普通知识分子，历经任职文部省、高中教师、侵华战争、苏联西伯利亚抑留、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从25岁到43岁的十八年间辗转三个国家，与世浮沉。后半生在赎罪中度过，致力于中日两国的和平与友好。其战争认识也随着立场与境遇的改变而逐渐发生变化，经历了逃避、反省与忏悔的过程。

“皇军”士兵的四年：由知识分子到侵略者的蜕变

绘鸠毅，原名石渡毅，1913年（大正2年）3月出生在日本鸟取县一个教师家庭，至1938年（昭和13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系统完成了战前日本社会的初、中、高等教育。

绘鸠毅认为幼小时期的学校教育对其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其最高理念是“忠君爱国”，即“我大日本帝国乃天照大神子孙——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世界无比之国体，能为元首天皇陛下献身是国民之神圣义务，亦为最高荣誉”。《教育敕语》确立了日本近代教育的根本方针。大正初年（1912年），政府要求各学校供奉《教育敕语》和天皇、皇后的“御影”。

绘鸠毅小学时每逢节日都要唱歌赞美天皇，然后向“御影”行礼致敬，学校还举办《教育敕语》的奉读式，同时伴随着激昂的军歌。1925年，日本现役军官被派到各级学校，强化学校中的军事教育。据绘鸠毅回忆，他进入初中时，学校将军事训练作为必修课，旨在一旦发生战争，学生可以立即服务于战争。学生们都以此为荣。从1925-1938年，绘鸠毅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每周两学时，接受了总计八百余学时的学校军事教育。

无处不在的皇国教育，日复一日地熏陶，少年时期的绘鸠毅就成了“天皇教的俘虏”，脑中被刻下了“天皇臣民”的烙印，“对天皇和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敬畏感”。“平时我们满不在乎地对其他民族使用蔑称，诸如‘清国佬’‘俄国佬’‘外国佬’之类。这也许就是长大后在战场杀害无辜的他国人民时只当做杀掉猫狗般的事情的一个原因吧”。

这种极力灌输“皇国思想”，并且染上军国主义色彩的日本近代教育，使得“神国”、“皇国”观念和日本民族优越论深植于国民的思想深处，是导致日本民众轻信与盲从侵略战争的重要原因。

1931年绘鸠毅进入旧制水户高中文科学习。在校期间他阅读了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日本白桦派的文学作品以及同时期日本哲学家的著作，由此接触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开始思考“自我是什么”，思想渐渐由“忠君爱国”转向尊重人权和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想。水户高中曾爆发过左翼学生运动，校方借助政府之力镇压了学生运动。绘鸠毅的班级里仅有他和冈村宁次（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儿子两人没有参加抗议活动。绘鸠毅回忆说，当时是不想让父亲和家里人担心，可实际上是想逃避法西斯主义。绘鸠毅反思了高中时的思想转变，认为“那是一种对政治的无力感，缺乏实践能力的一种‘浪漫空想主义’”。绘鸠毅觉醒中的个人精神终究还是被从幼小开始深受的国粹主义、军国主义性质的教育所压制。

1934年绘鸠毅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伦理学专业，专攻“康德伦理学”，他将康德哲学中的“人格”、“道德”等尊重人权的理念视为人生指南，自称“康德学子”。

1938年绘鸠毅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文部省教育局思想科工作，该部门是战争期间监控教育界思想的大本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不断膨胀，大力推行对外扩张，对内思想管制愈发严苛，“不仅是共产主义者和左翼分子，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受到政府审查…..但凡与国体思想不一致的异端均强制地予以排除”。（[日]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3）绘鸠毅的工作是调查各大学思想倾向，并受命检查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河合荣治郎的著作中是否有背离“皇国思想”的内容。绘鸠毅非常敬重河合荣治郎教授，认为这种暗地“思想告发”违背了“我这个康德学子的良心”，他提出换到其他部门遭拒，终究难以忍受政府部门的氛围，一年后主动辞职，回到家中钻研哲学，以示“微弱的抵抗”。

1939年，绘鸠毅到高中任教。学校里师生和睦相处，学术氛围浓厚。绘鸠毅热爱教师工作，沉浸在恬静的校园生活中。期间，日本不断扩大战争，在国际上愈加孤立，而国内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绘鸠毅感到自己的祖国处在危急存亡之际，为此而担忧。但是，包括他在内的日本很多知识分子对时局只有冷漠和袖手旁观，以探索“真理”的名义逃避到书斋中，远离现实政治，没有去阻止战争的进一步发展。

战后，绘鸠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后，他对战时自己缺乏社会责任感，对政治现实漠不关心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反省：

我感觉这个（教条主义）批判也是对我的观念立场的批判。促使我反省，我个人的观念是脱离了日本的现实，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中为明哲保身而筑起的一个“空中楼阁”。

“人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现代国家中并不存在世外桃源”。（[德]雅思贝尔斯：《德国的战争罪责》，转自金寿铁：“罪责反省：克服过去的新生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15(09)：33）在疯狂扩张、推行“总体战”的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绘鸠毅这一普通知识分子也是难以独善其身。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化，日本急需扩充兵力。1941年6月，28岁的绘鸠毅接到作为补充兵入伍的召集令。他心情复杂，做好了战死的心理准备，“我的人生就此结束了。曾经拥有过那么美好的生活，我死而无憾。未来不可知，唯有顺应天命”。

当时日本政府把侵华战争美化成“膺惩暴支”的“圣战”，报纸和广播为排外热和军国热推波助澜，支持战争的热潮在民众中此起彼伏。（[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25）学校为绘鸠毅举行了壮行仪式。“虽然接受了大学的教育，但我内心深处对当时日本执政者倡导的‘圣战’和‘八紘一宇’等口号还是深信不疑的”。他在壮行式上宣誓：“为了祖国，为了大和民族的幸福，我将拿起枪来。”可见，绘鸠毅与当时的日本大多数民众都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出于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在军国主义思想的蛊惑下，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产生了“神圣”与“正义”的幻觉。

入伍后，绘鸠毅接受了严酷的新兵训练。他在回忆录中痛斥道：“这种训练抹去了人原有的尊严、感情和理性，使人的头脑一片空白，蜕变成上级一声令下即刻机械地执行命令的杀人机器。”不仅如此，新兵还要受到老兵的欺辱。

拿我来说，曾因被认为“态度傲慢”，被一个两年兵用橡胶鞋底打过、还被用皮腰带抽过脸。那种难耐的痛苦和憎恨，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种私刑在日本军队中是“老兵的特权”，不受约束。新兵只有默默忍受。“上级的命令就是朕的命令”，在奉行这种信条的军队里，唯一的反抗方法就是“逃跑”或者“自杀”。

绘鸠毅在封建专制的军队中感到压抑、苦闷，却无力反抗。中队长推荐他申报军官候选生，他冒着被羞辱为“国贼”的危险，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了。因为士兵有回国的希望，做了军官就是职业军人，“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脱离军队这个牢狱的。或者说，任陆军少尉时作为机关枪小队长，就会死在战场”。

1942年4月，绘鸠毅编入日本侵华第43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独立步兵第111大队机关枪中队。第59师团的军事目的是确保山东省作为日军的军备基地，掠夺当地的矿产、农作物等物资，甚至强制性掠夺劳动力，并参与在华北地区开展的消灭八路军力量的“烬灭作战”，由于手段凶残，被中国谴责为“三光”。

手持杀人武器进入中国领土，彼时的绘鸠毅却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侵略者，他写道“我部进驻山东新泰地区后，衣食住方面皆与日本国内的兵营相同，我们心安理得地享用着”。

由于文化程度高，绘鸠毅被安排到大队部工作，主要负责附近村庄的宣传和治安。他可以到军营以外的县城和村子活动，还有机会去济南出差。他对陌生的土地感到了“旅行者”般的新奇。他记录下中国独特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他乐此不疲，自诩为“大陆风土记”，并写到每天都要寄出的家书中。他也目睹了旧中国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新泰地区）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上过学，而是以捡拾马粪或给小摊贩打工为生；青黄不接时，食不果腹的老妇们会将树叶磨成粉末充饥；我们征用的中国苦力则会跑到炊事班的炉台前，争先恐后地抢食我们的残羹剩饭”。对此，绘鸠毅无动于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既不关心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原因，更没对日本政府鼓吹的‘圣战’产生过怀疑。”

绘鸠毅一直在大队部工作，很少直接参战。但为数不多的几次作战经历足以使他蜕变成残暴的日本士兵、忠实执行命令的战争机器。绘鸠毅在中国关押期间的笔供显示，他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参与虐待和残杀俘虏、抢劫平民财物、强奸妇女等多种战争罪行。其中较为严重的是1945年他参与的第59师团第111大队在山东省索格庄残忍杀害4名中国农民的非人道罪行。

日军为使新兵尽快适应战场，经常使用俘虏活体刺杀训练新兵，称之为“试胆训练”，认为这是对新兵“最为快捷高效”的训练方式。（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1辑（1）中华书局，2015：281-282）当时绘鸠毅担任机关枪中队的新兵教育助理，接到加强新兵的“刺杀训练”的命令后，他将分配给其中队的四名“俘虏”（实为未来得及逃跑而被抓获的农民）带到现场。

他们（俘虏）异口同声地哀求我说“我是老百姓，救救我吧”。其中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紧紧地抓着我不放，哀求道：“家里只有俺娘一个人，她在等我回去，求你放我回家吧”。

少年的哀求让绘鸠毅想起孤身一人、盼望他回家的母亲。他感到了良心的极度不安，内心产生了动摇，残存的人性在战场上做着最后的抗争。然而“上级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抗拒执行命令意味着自己被处决。为了自保，天皇的命令战胜了人的道德伦理，自称康德学子的绘鸠毅背叛了内心的理念，下达刺杀命令前，绘鸠毅以“战争是非人道的”“这是战争，没办法”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借口，自我辩护，逃避责任。

1945年7月第59师团北上执行对苏防御，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绘鸠毅随部队在朝鲜咸镜南道被苏军俘获解除武装。此时的绘鸠毅认为“战争终于结束了，这是一场令人厌恶的噩梦。从今以后，无论是我们还是祖国都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吧……我内心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急于摆脱战争的阴影，却没有反思战争以及他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绘鸠毅在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对外扩张的背景下，应召入伍，被动参战，从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变为残暴的侵略士兵。他因无法接续哲学研究而痛苦，他厌恶反人性的日本军队，对战争持消极态度。但这只是基于自身的受害体验产生出的厌战情绪，本能地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想逃避战争，并不是否定战争本身，更谈不上反战。正如绘鸠毅回忆的那样“我们中绝大部分的军人，不仅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为祖国存亡而进行的战争，更将其理解为是为了东洋的和平而进行的‘正义之战’。为此，我们拿起了武器，为‘荣誉’而战，同时更是履行效忠天皇的‘国民的义务’”。

明治时期后，天皇制成为国家权力和伦理道德的顶点。日本民众将“国民的义务”与“效忠天皇”混为一谈，国家的政治道德取代了个人的道德判断。士兵以“天皇的士兵”、“大和民族的一员”的名义作恶，并将责任推诿给抽象的国家、军队。

鲍曼在分析二战时期众多普通德国人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恶行时，悲愤地写道：“最令人心痛的是大多数人堕入要求残酷或者至少是道德麻木的角色中时的心安理得——只要该角色已经切实地被上级权威加固与合法化了。”（[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11：220）战时的日本又何尝不是如此。直至日本战败投降，绘鸠毅为代表的日本侵华士兵仍始终未能感知战争的非正义性进而同情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毫无战争加害者的意识。

西伯利亚的五年：民主运动的反抗者

1945年8月，绘鸠毅在其所属第59师团被苏军解除武装后，随其他被苏俘虏日军抑留在尚未开发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劳动改造。日本战俘主要从事采矿、伐木、修路建筑等野外作业。

战后初期，苏联国内粮食和生活物资短缺，战俘营住房不足，战俘缺少必需的衣物、食品和药品。日本战俘经常处于饥饿状态，营养不良，加之生产事故频发，导致死亡率和患病率偏高。之后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渐步入正轨，苏联经济状况好转，战俘营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但总体上日本战俘的待遇水平偏低，一些基本人权无法保证。

“极寒、慢性饥饿、重体力劳动，人际关系失信”是绘鸠毅等大多数日本战俘对西伯利亚劳动改造的共同记忆。绘鸠毅在西伯利亚的五年间，先后被移送到卡缅雷博洛夫、伏罗希洛夫、哈巴罗夫斯克（又称“伯力”）等五个收容所，对他而言“是一段人间地狱般的体验”。

日本战俘不仅要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重体力劳动，还要参加苏联政府开展的旨在思想改造的“民主运动”。西伯利亚民主运动的重心是：通过学习共产主义思想，使战俘认清自己的侵略罪行，并通过积极劳动弥补苏联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培养战俘对苏联的好感，同时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战俘中培养坚定的反法西斯分子，使他们归国后积极改造本国政治。可见，苏联的思想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输入的目的。为了刺激战俘积极参与配合民主运动，表现积极的战俘往往在居住、饮食、劳动环境、报酬、遣返等方面受到优待。这种利益诱导的方式使得很多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的日军战俘伪装成“积极分子”，或者充当告密者，以换取生存环境的改善或争取早日回国，战俘营内利己主义横行，人际关系崩坏。

对战犯的清查工作也是民主运动的内容之一。1948年绘鸠毅在伏罗希洛夫战俘营期间，苏联战俘管理局发起针对日本战俘的“揭发在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活动，以遣返回国为条件，鼓励战俘间相互揭发、告发战争罪行。

很快绘鸠毅被告发，接受审查。战俘营的政治委员让他交代1945年在山东训练新兵时，下令刺杀中国平民的罪行。“我将杀害四名中国俘虏的整个过程以及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等毫无保留地陈述了。想着大队长应该负全责，而我没有任何责任，所以真是一点保留都没有”。可见绘鸠毅虽然交代了犯罪事实，思想却止步于“执行上级命令”。在他看来，他只是履行军人职责，不认为自己有罪，对于杀戮平民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他早已淡忘了当年目睹死于新兵刺刀下的中国农民的惨状后内心的煎熬。

无论是亲手杀人的士兵，还是直接下达命令的我，那一夜都无法入眠。我的眼前依旧能浮现出最后那令人恐惧的悲惨场景。后来在西伯利亚的困苦艰难中，我彻底地把那段记忆从脑海中抹掉了，就连做梦也一次没有梦到过。

绘鸠毅之所以忘记那个曾经无法摆脱的梦魇，主要原因是在远离中国的遥远土地上，他的加害对象——中国的战争被害者从视野中消失了，从而使他从加害体验中解放出来。加之在西伯利亚严酷的环境中，时常面临生存危机，他也无暇回顾那场毫无留恋的战争。

不久绘鸠毅又被传唤，政治委员让他交待另外一个战俘的罪行。那个战俘是他在战俘营结识的好友，该战俘战争期间做过警察。由于警察、宪兵比普通士兵的罪行更严重，会受到严惩，所以这类战俘都会隐瞒以前的身份。绘鸠毅认为好友是出于信任，才将身份告诉他，他不能出卖朋友，便谎说不知情。接着，对方下令让他调查该战俘的真实身份。他深知“违抗命令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或许就此不能回国了”。短暂的犹豫后，绘鸠毅表示不接受命令。对方进一步提出，如果服从命令，可以遣返他回国。绘鸠毅仍然拒绝。政治委员被激怒，当即说道：“你再别想回日本了！”

绘鸠毅认为苏联的做法是“卑鄙”的，告密者是“出卖同胞的道德败坏者”。他从不参加民主活动，成了战俘营仅有的几个“落后分子”之一。在批斗大会上，面对其他战俘对他“反动言论”的揭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拒不认错，最终被送到100公里之外专门收容“反动分子”的“惩戒营”。

绘鸠毅受到致命的打击，支撑他活下去的回国梦破灭了，他陷入了孤独和绝望。康德的思想在他心中复活，他反复回味着康德的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寻求自我认同。“我听从了人之为人的良心的声音”。为了逃避严酷的现实，他把思绪寄托于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经常在梦中回到日本。

在这里所有人都微笑着亲切地迎接我。大家同样慰劳我的辛苦。爱的纽带完全没有改变，也没有出卖耶稣的犹大。我被这些人包围，得到了无尽的安乐，尽情地沉醉于“神之国”的荣光之中。

强制的思想改造是西伯利亚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不顺应就要受到惩罚。惩罚激发了绘鸠毅的自负心和反抗意识，他没有反思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陷入悲惨境遇的原因是什么，而自认为牺牲自我、包庇同胞是坚守了内心的“道德准则”，是“人格”的体现。诚然，比起那些为了私利而摇身变为“积极分子”、“告密者”的战俘，绘鸠毅确实更具道德自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民族优越感的作祟下，他将其他民族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只在日本人之间讲道德，对他国人民无人性，对自身的战争罪行道德麻木。这也是日本大量的西伯利亚日本战俘回忆录的共性——向社会披露他们在苏联战俘营的悲惨境遇，充斥着战俘的被害，而缺失战争加害者意识，没有丝毫反省战争的态度。

对此，“中归联”曾强调，如果他们不被移交中国而是从西伯利亚直接遣返回国的话，也写不出《三光》等揭露侵华战争罪行的回忆录的。（[日]富永正三「田辺敏雄氏、藤岡信勝教授の挑戦に応える」，季刊『中帰連』，Vol.1，1997）

这表明对于大部分战俘而言，苏联的思想教育，虽在遣返前确实规范了其行为、利于战俘营的稳定运行，但在脱离战俘营的思想环境后，且没有强制要求或利益诱惑后，所灌输的“共产主义精神”未产生较大或较深远的影响。（[日]長勢了治，《シベリア抑留全史》，原書房，2013：352.转自刘语佳，“二战后在苏日本战俘遣返与补偿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22：11）

抚顺战犯管理所六年：正视加害责任的忏悔者

1950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将绘鸠毅等九百余名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入所初期，战犯们情绪很不稳定。在苏期间目送过一批批的战俘回国，唯独他们被移交给中国，他们认为受到了苏联方面不公平的对待。其次，“战犯”两个字深深刺痛了他们的神经。在他们的意识中“战犯”是下达战争命令的人，而自己不过是执行命令的无名兵卒，怎么会是战犯？绘鸠毅也认为是由于告发者的杜撰，或苏联凭空捏造出很多“战犯”，并送往中国。

入所初期，大部分战犯打监闹监，气势嚣张，不服从中方的管理。“他们把自己的暴力性情，对他人的不信任、权威主义等都投射给中方，又反过来侵扰着他们自己。被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包围着，深信面临着中国共产党的报复。”（[日]野田正彰：《戦争と罪責》，岩波書店，1998：99）尽管如此，新中国政府克服困难，对战犯实施基于国际惯例的人道主义待遇，战犯们终于摆脱了此前的慢性饥饿和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绘鸠毅“想起在西伯利亚的生活，这里简直是‘天堂’一般。我们从饥饿的痛苦之中被解放出来了”，体会到了作为“人”的尊严。

绘鸠毅曾患有高血压，管理所将其安排到专门收治高血压战犯的监房，“在饮食方面给提供特别的小灶，运动时间也增加了”；来中国第一个新年，工作人员送来了日本的年糕，绘鸠毅激动不已：“令人怀念的父母兄弟的味道、故乡的味道……我们从心底感谢中国人，是他们的温暖让我们记起了这些味道。”

他们（工作人员）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对待我们这些他们真正的“敌人”，他们始终坚持了施之以尊重“人格”的“人道主义待遇”。在他们“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低下了头。我反省自己以前蔑视中国人的态度。

中国政府是始终将战犯当作“人”来对待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始终将中国人的自律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融入到工作的每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当中。而对于一向蔑视中国人民、曾在中国犯下过非人性罪行，如今被关押在异国他乡监狱里的战犯来说，两者之间的反差必然极为强烈。

由于受到抗美援朝战争等国内外事件的影响，最初的两年多时间，战犯的侦讯工作未能如期开展。战犯们没有重体力劳动，时间充裕，每天一起游戏、聊天。在交流中，西伯利亚期间形成的疏离的人际关系得到了修复。“我们彼此关系融洽，有了人情的冷暖……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是恢复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了”。战犯的精神状态与身体状态逐渐稳定下来，一些人开始产生学习的愿望，迫切地想了解监狱外的“新的世界和历史的发展，还希望了解什么是正确的知识”。

1953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因势利导展开了监房为单位的集体学习，各个监房自行决定每天的作息时间，主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主席著作以及国际法。通过理论学习和结合个人体验的讨论，战犯们对战争的认识开始变化，逐渐认识到了战争的侵略性、崇拜天皇的思想对自己的毒害。

1954年3月，最高检察院派“东北工作团”进驻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启对战犯的侦讯工作。东北工作团通过调查掌握了大量的战争犯罪证据。同时在管理所内部对战犯开展了“认罪教育”，要求战犯交代个人罪行。战犯们对此心绪不安，担心坦白罪行后会面临惩罚。但战犯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想法：

战争中我们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人道上也是不可原谅的。尽管如此，中国人民一直以来对我们实行如此宽大的、人道主义的待遇。作为回报，我们应该把我们犯下的罪恶都写下来交给管理所来谢罪。

管理所以战时归属为单位将战犯划分为若干小组，在小组内部开展认罪学习。首先由本人说出所犯罪行，然后谈谈对罪行的看法，也就是“自我批评”。然后其他人对其进行“批评”。评判标准是坦白内容的真实性、全面性、自我批评的深刻性。

绘鸠毅的认罪始于东北工作团侦讯期间对战犯开展悔罪教育之后，彼时大部分战犯已经完成了罪行供述。绘鸠毅在同伴认罪接近尾声时提交了包含索格庄活体刺杀中国农民在内的四桩罪行，后附上一句“做了很抱歉的事”。随后有几个战犯批评他还有“军国主义思想残渣”，东北工作团的指导员也认为他发言不合格，让他做进一步的思考。他又做了第二次认罪发言，还是不合格。绘鸠毅深受打击，“我没有隐瞒任何罪行”，“难道又有人捏造了我不知道的罪行，检举了我？”

此时从北京来的一位谭姓指导员和他谈了话。在绘鸠毅的记忆中，这位和蔼、具有学者风度的指导员建议他“站在我们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反省你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来到中国的侵略行为”，绘鸠毅受到启发，开始认真反思。

对这段刻骨铭心的认罪经历，绘鸠毅回忆中作了如下记述：

直到今天，我还认为“在当时的军队机构中属于不得已的事情”。但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兄弟，我绝不会采取这种“旁观者的态度”。哪怕豁出自己的性命也要把他们救出来的吧。想到这，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被我们杀害的四名中国人的家人们会说：“‘如你所说，战争是伴随非人道的，只能如此。你不过是听从大队长的命令，所以我们就允许你这么做’吗？不，他们肯定不会这样说。他们一定会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把那些家伙绑在柱子上，我们一起刺死他们’。我原本就没有理解到被害者的心情。”

绘鸠毅联想起如果自己的家人面临无辜杀戮时，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应。当他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反思罪行时，产生的不仅仅是对被害者“怜悯”，而是思想上实现了与被害者“感情共有”，与不甘死去的被害者及其家人共同感受愤怒、悲苦等人类共有的情感；从被害者的立场出发，意识到了自己的残忍，产生了强烈的自责。他认识到作为日本侵略集团的一分子，是战争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不能以任何借口来回避个人的战争责任。

1954年8月21日，绘鸠毅向中国政府提交了罪行供述书。他不再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开脱。与第一次的供述相比，绘鸠毅最后提交的笔供中记述了其参与的杀人（253人）、密谋（2件次）、放火（八路军兵工厂1处，民宅232户）、殴打拷问（40人含妇女2人）、强奸（11人次含中国妇女6人朝鲜妇女5人）、逮捕（21人）、拘禁（1人1个月）、酷使（19件3593人）、掠夺（武器·粮棉布匹等悉数记录）等在内的16开纸大小42页的供述，并将责任具体到“自己”“下命”“受命”“集体”，实施犯罪的方式也细化为“虐杀”“刺杀”“斩杀”“炮杀”“碾杀”“毒杀”“爆杀”等，（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2辑（94），中华书局，445-486）战争责任意识清晰可见。可见管理所方面谋求的认罪不单是表面屈服和供述罪行，还需要战争加害者厘清自己的犯罪思想。

如果说绘鸠毅之前坦白罪行，主要是出于对管理所的人道主义对待的感恩心理，那么此后能够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换位思考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产生同理心，反省个人战争责任，则说明他恢复了人的良知和人类之间的同情心。

无论是在从军期间还是在西伯利亚劳动改造时，绘鸠毅经常表现出对人性和人道有着非同寻常的渴念，也曾为自己与同胞的人性堕落而感到羞耻，这也是他可以从鬼变成人的积极因素。在战犯管理所尊重人、尊重人性的教育情境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的这些品格特点又强烈体现出来。绘鸠毅在与工作人员、与其他战犯的人性连带中获取力量，勇敢与天皇制的思想、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决裂，否定过去的自己，否定曾视为“正义之举”的战争，从万事“唯上”的“奴仆”变成人格独立、具有人类良知的“公民”。

在战犯艰难曲折的认罪过程中，外部因素对他反省战争也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在管理所期间，战犯可以经常阅读报纸，收听广播，了解中国以及世界的形势。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击碎了战犯们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我清楚地看到，和平的浪潮在势不可挡地席卷当今世界。朝鲜战争的结束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打击。看来，世界即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长期以来裹在身上的法西斯主义斗篷似乎也要落后于时代了。

战后的新中国实现了独立和发展、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类对和平的渴望成了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这样的时代背景无疑对绘鸠毅有巨大影响力。人道主义的感化、个人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外部因素的促进作用使绘鸠毅逐渐走向进步，反省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

中归联：反对侵略战争，日中世代友好

1997年绘鸠毅就战争认识问题接受采访时说：“刚进管理所的时候，我认为那是大队长的罪，是天皇的罪。经过了四五年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是自己的罪。在供述书中，我已经认罪了。但是真正的认罪是需要具体的实际行动的，四十年来的活动就是我的实际行动。”（步平：《跨越战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42）可见绘鸠毅的思想转变是根本性的，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绘鸠毅1956年获释回国后在中学教书，因其向学生讲述日本侵华战争被解雇，一度赋闲在家。在山东作战时绘鸠毅经常给家里寄明信片。战时明信片是要经过军队审查的。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编成密码记在明信片上。退休后开始整理战时明信片，解码撰写回忆录。

2010年3月16日值绘鸠毅97岁生日，抚顺奇迹继承会神奈川支部发行绘鸠毅回忆录《抚顺战犯管理所的6年——监狱是自我改造的学校》（『撫順戦犯管理所の６年 監獄は自己改造の学校であった』），之后相继推出《西伯利亚抑留的5年——强制劳动、慢性饥饿、极寒、信任缺失的世界》（『シベリア抑留の５年　～強制労働、慢性飢餓、極寒、人間不信の世界』）和《皇军士兵的4年——康德学子沦为战犯》（『皇軍兵士４年　～カント学徒戦犯に堕つ』）。日本学者石田隆至将上述“三部曲”整理成书《皇军士兵、西伯利亚抑留、抚顺战犯管理所：康德学子再生记》（『皇軍兵士、シベリア抑留、撫順戦犯管理所：カント学徒、再生の記』日本：花伝社：共栄書房，2017），实现了绘鸠毅的夙愿。

我们首先应该作为加害者向这些国家的人深深谢罪，然后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这一理想而努力。日本绝不可再次成为军事大国。

唯有和平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这是2010年8月15日，绘鸠毅自费出版的自传《西伯利亚抑留的五年——强制劳动、慢性饥饿、极寒、信任缺失的世界》中结尾处的感想。97岁高龄的老人，经历了近百年战争与和平的风风雨雨，给他深深热爱的祖国日本留下肺腑之言。

受害者选择宽恕加害者，“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帮助建立新的正义的社会关系”。 和解与宽恕只有在施害者选择悔过时才有意义。（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6）绘鸠毅等在新中国改造的侵华战犯是以对战争的彻底反省、自我清算和真诚忏悔为前提，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宽恕，率先为战后日本提供了道德救赎，心灵更新的范例，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也将永远拷问着那些不能正视自身罪责的战争加害者的灵魂。